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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先俊 编辑
刘先俊（1882—1911），湖南宁乡人，中国近代民主革命家。早年赴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留学。回国后历任湖南、江南、镇江等军营教习、管带等职。1911年10月22日，刘先俊抵达迪化，劝说新疆巡抚袁大化拥护共和，袁大化狂妄叫嚣敢有暴动杀无赦。刘先俊隐居在迪化观音阁内，联络革命志士，策划起义。1911年12月28日，起义骨干人员名单不幸被查获。刘先俊被迫于当夜举义，但原允为内应的马队、卫队、巡警突然变卦，使革命军处处失利，仅有巡防营起兵响应。袁大化派兵包围巡防营。刘先俊见大势已去，率部掩护同志突围。1911年12月29日不幸被袁大化逮捕，英勇就义，年仅29岁。
刘先俊（1882—1911），湖南宁乡人，中国近代民主革命家。早年赴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留学。回国后在湖南、南京、镇江等处军营任教官。此时的新疆巡抚袁大化正为改编新军，到处招募军官，就求助于刘先俊的舅舅陶森甲。陶森甲在左宗棠指挥西征时，曾为刘锦棠的幕僚到过新疆，后历任内阁中书、江苏候补道、寿春镇总兵等职，与袁大化为旧友，他鼓励刘先俊等到新疆施展抱负，便向袁大化推荐了刘先俊。1911年9月1日，刘先俊偕堂兄弟刘先任、刘先造、刘先挨等人一路辗转来到了迪化。
袁大化见刘先俊是留日学生，又是湖南人，怀疑与革命党人有联系，仅委派其为新疆督练公所教练官，不给军事实权。刘先俊拒绝任职，袁大化又以金钱收买，也遭拒绝。刘先俊请袁大化拨派驿马东归，袁大化怕他沿途煽动革命，就找借口说各地“兵事方棘，秦陇道梗”，致使刘先俊等人滞留迪化。
当内地各省起义的消息纷纷传到迪化时，刘先俊开始规劝袁大化脱离清朝政府宣布新疆拥护共和。袁大化却认为新疆地处边陲，紧接强邻，兵单财少，无一可言自立。于是找借口“保土安民，以观静变”，并叫嚷敢有暴动者就是乱民，杀无赦。与此同时，袁大化还和伊犁将军志锐、陕甘总督长庚、皇室亲贵载澜等密谋，迎接宣统帝西迁，在库伦(今蒙古国乌兰巴托)或阿勒泰建都，外借沙俄的保护，内联甘新等各族封建王公，割据西北，与革命军对抗。
被迫隐居在迪化城观音阁内的刘先俊与原在迪化的革命党人万长风(出关后改为万象春)等人听说袁大化的阴谋后，开始联络各界革命志士，筹划起义。他们先与伊犁东来的革命党人张英杰、贾鸿钧等取得联系，又分头取得迪化哥老会首领刘海江和忠义堂头目黄大发、陈守堂、唐晓云、俞少良等人的支持，经过刘先俊等革命党人的宣传，各界群众、社会名流纷纷表示对革命的理解并提供帮助，军政商学各界和哥老会都开始倾向接受革命主张，流放迪化的商会文书彭诒孙、候补道高尔嘉和天津绅士温世霖也倾向革命。于是大家分头行动。黄大发联络炮营士兵，刘海江说服新军，周炳耀发动军械局，马队书记长万长风说服骑兵教练苏国良，刘先俊策动袁大化的卫队长王学斌做内应，郭龙章发动学界，郭鹏发动商界，温世霖发动津帮商人，黄义生联系城外信仰伊斯兰教的群众，迪化起义在暗中紧张地进行。为加速起义，刘先俊等人组织了起义领导机关，兵分九路进攻，刘先俊任元帅，刘海江、俞少良等分任各路统领。
经过一番准备，刘先俊等人决定于农历八月二十九日起义，由于时间仓促，准备不足，起义未能如期举行。后来，又商定计划在农历九月二十日起义，不料，被迪化的知县张华龄给发现了，就促使胡桂三等人写血书告密。此时的袁大化也得到了刘先俊领导革命的有关信息，于是，宣布迪化全城戒严，命令马队管带刘雨沛大肆搜捕，刘雨沛奔走三天，一无所获。眼看着风声越来越紧，为躲避袁大化的追捕，刘先俊又秘密移居到曾任县知事的胡清源家中。迪化城内风声鹤唳，大街小巷挤满了人群。农历十一月初九，萧炳南、陈有余、邹家亮等几名叛徒向袁大化自首，供出起义机密，交出起义者名单。两路统领陈守堂、唐晓云当天午时被捕，两人也都是湖南宁乡人，在严刑拷打之时，始终未牵连任何人，慷慨自认，当晚在巡抚衙署东辕门外殉难。
刘先俊见已泄密，决定当晚9时起义。刘先俊率100余人，模仿武昌起义左臂缠白布，假扮作巡夜兵丁，进入城内巡防营，计划夺取枪支弹药，与巡防营内部的革命分子会合，直攻抚署东营。但刘先俊没有想到，原来答应做内应的袁大化的卫队长王学斌临阵叛变，原定在东营做内应的士兵已遭到逮捕，只有巡防营起兵响应，就在势单力薄的情况下，起义军依然英勇出击，攻打陆军炮营，此时的袁大化因叛徒告密，早有严密防备。
几路进攻失利后，刘先俊等人只好退回巡防营固守，商议对策，重新部署。袁大化派重兵包围巡防营。并致书诱降，遭到起义军拒绝。
看到局势已难挽回，刘先俊赶紧让万长风等人趁天未亮突围出城，前往伊犁，他自己带了几个人留下来做掩护。为了革命后继有人，无奈中，万长风等人与刘先俊挥泪告别，悄悄出了迪化城。
经过十几个小时的浴血奋战，在清军轰轰烈烈的炮轰声中，起义终因寡不敌众而失败。再后来袁大化亲自上阵的审讯中，刘先俊等革命者及参加起义的哥老会成员近百人视死如归，没有一人屈服，最终全部被袁大化杀害。
三十年后，万象春在《新伊革命史略》中回忆说：
先俊见事败不成，谓余曰:“今日堕人诡计，事已至此，惟有继续担负革命功成之重任者难，死革命者易，君当从难，我得就易，天尚未明，速同刘福田、俞少良两同志出城，潜奔伊犁活动，再图恢复，我当作黄花岗之七十二人也。”
衷情至此，余不禁哭。先俊慰曰:“哭什么!革命本是流血之事。军人以流血为荣，以流泪为耻。只要革命成功，何惜一死!”
余曰：“我之哭非畏死幸生，你我共患难，今日事败，义同死成仁，而谢革命。”
先俊又曰:“杀身成仁，何分先后?今日同我一死，无济于事。只要居之志坚，从难负重，争取革命成功，胜于今日同死。伊犁陆军官兵，多与君同军，易于联络。故劝君从难负重，奔伊革命。不再多言，若待天明，尚难脱逃。”
余与先俊洒泪作别，同刘福田、俞少良三人出城逃伊。而先俊率队复战，天明被捕就义，殉难同志计一百四十三人。
刘先俊等战斗到天明，次日晨退守刘猛将军祠后院(今新疆军区后勤部院内)被捕，严刑拷打后，由袁大化亲自审问起义原由，刘先俊慷慨回答:“武汉举义之日，我劝你反正，不料你奴心太重。今日被抓，速杀而已，夫复何言!”袁问革命党还有何人?刘答:“要杀者，我也。此外并无一人，求杀我，勿株连他人。”袁又问为何不跪?刘怒曰:“我堂堂炎黄子孙，岂能跪尔汉族贼子，虏廷走狗。事成我杀尔，事不成尔杀我!”袁大化恼羞成怒，令速杀之。刘先俊牺牲前对监刑者说：“寄语袁抚，毋冤杀同胞，上干天怒。”说罢慷慨就义，年仅29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