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礼馆 编辑
乾隆元年（1736年）七月九日，以任命三礼馆总裁、副总裁为标志，三礼馆（隶属于内阁的独立机构）正式启动。以此为开端，一项以最高统治者政治意志为导向的学术文化整理项目，登上政治舞台。乾隆十九年（1754）四月三礼馆封馆。取得了集前代礼学之大成的硕果——《三礼义疏》。
乾隆元年（1736年）六月十六日，清高宗颁发了一道上谕，命总理事务王大臣等筹措开馆纂修《三礼》义疏。据高宗此谕及后来御制的《三礼义疏序》，其因有三：一是应臣下“今当经学昌明、礼备乐和之会，宜纂辑《三礼》，以蒇五经之全”的请求；二是欲庚续圣祖御纂、钦定四经（指《御纂周易折中》《钦定春秋传说汇纂》《钦定诗经传说汇纂》《钦定书经传说汇纂》）之绪，补其《三礼》未备之缺憾；三是鉴于“五经乃政教之原，而《礼经》更切于人伦日用，《传》所谓‘经纬万端，规矩无所不贯者也’”，以发挥礼的经世或修道设教功能。
除清高宗所强调的三条原因外，还有一些因素值得关注。就政治层面来说，明清易代之后，随着统治思路的调整，清廷逐渐确立起“崇儒重道”为治取向，且在与清初知识界“以经学济理学之穷”学术更新的互动下，为经学的再度兴起提供了发展空间；而随着统治秩序的渐趋稳固，加强礼制建设的需求越来越迫切、呼声越来越高，清圣祖对《礼记》、世宗对《周礼》重要性的关注，以及朱鼎菁、熊赐履、魏象枢、陈紫芝等人对强化礼治、编纂礼制之书的不断呼吁，客观上为礼制制作提供了思想依据。就学术层面来说，在清初“以经学济理学之穷”学术潮流的氤氲下，经学兴起之势日趋明朗，而发经学兴复之先声的《三礼》学，更是取得了诸多成就，从而为进一步的整理和系统化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再就清高宗自身学养和思想来说，自其受学之始，即熏沐于诸位师傅的经训、义理之教，奠定了一定程度的儒学根柢；而随着对经义、宋五子之学研习的加深，他更体会出其中蕴含的深层意味。以此为基始，从而孕育出其加意经学、注目礼之为治的思想取向。以上因素，无疑为三礼馆的诏开提供了很大可能性。而这一可能性之所以成为实际行动，清高宗欲为其父行三年之丧所引发的波折，实是一条导火索。尽管这一波折在清高宗的执意下得到折中解决，但那些不赞成行三年之丧的满洲权贵，内心里仍不免存有抵触情绪，如何消除这一来自统治集团内部的隐患，成为清高宗不得不妥善处置的一大棘手问题。《三礼》经典文献的权威性，正好为清高宗化解困境提供了思想依据。
清高宗所表明的承续其祖经学取向及补其缺的意图，固然是其决定开馆修纂《三礼》义疏的主要原因，但寻其根源，清兴以来最高统治者在理学意识形态下对传统经学、礼学的加意和张扬，以及清初诸儒在“以经学济理学之穷”致思路径下对《三礼》学的兴复和践履，皆为高宗做此选择提供了客观条件；而他在诸儒臣师傅引导下对经学、以礼为治的体认和阐发，则表明其自身亦具备了更张政治新旨趣的内在素质。客观条件和内在素质的相互激荡，终在“行三年之丧”所引发出的礼制合理性依据需求的促进下，演化为实际的政治行动，而承续祖父之志、应儒臣们的请求，则成为清高宗名正言顺的开馆理由。
清高宗旨下之后，经过20余天的酝酿，至乾隆元年（1736年）七月九日，以任命三礼馆总裁、副总裁为标志，三礼馆（隶属于内阁的独立机构）正式启动。以此为开端，一项以最高统治者政治意志为导向的学术文化整理项目，登上政治舞台。一时重臣、名儒，参与其间，发凡起例，排比文献，为《三礼》学的趋于大成，付出了艰辛而卓有成效的努力。
礼馆开馆之后，依时间顺序而言，大体经历了如下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准备阶段，此一阶段以制定纂修凡例和搜集《三礼》文献等为主，时间上大体从开馆至乾隆二年（1737年）底；
第二阶段为《三礼》义疏的纂修期，至乾隆十一年（1746年）三月，《三礼义疏》完稿奏进；
第三阶段为《三礼义疏》的参订期，至乾隆十三年（1748年）九月成初刻本，高宗于是年十月初一日为之作序；
第四阶段为《三礼义疏》的改刻、定本期，至乾隆十九年（1754年）四月三礼馆封馆。
作为乾隆初叶的一项大型政治文化活动，三礼馆规模之大、历时之久，堪称一时盛举。不惟清高宗予以很大关注，众儒臣亦颇能积极响应；而一时饱学、科甲之士，或由“鸿博”（入选“博学鸿词科”者），或由科举，或由特荐，纷纷厕身纂修之列。据乾隆十九年（1754年）闰四月二十五日奉旨开列诸臣职名，当时参与其事者，有上自中央权力核心、各主要职能部门（凡涉内阁、六部、翰林院、詹事府、国子监、宗人府、内务府、督察院、通政司等）的官员，下至地方府州县官，以及举人、贡生，共计85人；此外尚有因事除名、参与其事而未开列、荐而不应却参与商酌者等10余人。这些人或身居政枢，或领袖学坛；或兼综《三礼》，或专擅一礼；或为学界宿儒，或为后进新生；或彼此师生，或互为友朋，可谓济济一堂，共襄盛举。以此诸多饱学之士，加之清廷的大力扶持，又有秘不示人的内府藏书、从各直省征来的丰富《三礼》文献可资纵览利用，无怪乎三礼馆能顺利开展，且取得了集前代礼学之大成的硕果——《三礼义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