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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 编辑
江南,是中国地理区域概念,依据不同的划分标准,“江南”的地理范围各不相同。大致而言,江南地理范围的内涵应包括四个方面:自然地理、行政地理、经济地理、文化地理。
江南的地理位置决定了江南的气候特征。江南北面紧邻东西走向的长江,东临东海,南邻南岭山脉。江南地区的主要气候特征是夏季高温、潮湿、多雨的湿热和冬季阴沉细雨的阴冷。江南境内的河流多为长江水系,分布在江南的湖泊有132个,占全国湖泊总数的63%。
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江南文化特征经历了由尚武向崇文的转变,文化地位也经历了由偏远到成为中心的转变。江南文化经历了长期的发展与变化转型,在不断的整合与重构中形成一个具有丰富内涵的文化体系,到隋唐之际其主要内涵已经比较稳定。江南多次扮演华夏文化中心的角色,可以说江南文化因吸收中原文化而成长,现已成为中华的主体文化之一。
1993年发现的江苏南京汤山直立人化石表明,江南地区早在60多万年前就有古人类在此活动。距今六七千年前后,大江南北进入新石器时代兴盛阶段。据初步调查,江苏及相邻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约有上千处,其中有苏州草鞋山文化、南京北阴阳营文化、常州圩墩文化等。
在“二十四史”中,最早出现“江南”的记载是《史记·五帝本纪》:“舜……年六十一代尧践帝位。践帝位三十九年,南巡狩,崩于苍梧之野。葬于江南九疑,是为零陵。”这里所言“江南”的意义极为广泛。
先秦时期已经存在江南的说法,据《吴越春秋》“周元王使人赐勾践,已受命号去,还江南,以淮上地与楚,归吴所侵宋地,与鲁泗东方百里;当是之时,越兵横行于江淮之上,诸侯毕贺,号称霸王。”可知史书中出现的“江南”一词,在东周春秋时期,最早指的是东周时的吴国、越国等诸侯国区域。
秦汉时期,江南主要指洞庭湖南北地区,南到南岭一线,北界也并不以长江为限。
《史记·秦本纪》记载:秦昭襄王三十年,蜀守若伐楚,取巫郡及江南,为黔中郡。这里的江南,被划入黔中郡范围,从《史记》记载看,当时的黔中郡指是今湖南省和湖北省南部、江西部分地区。而不是后世在今湖南省西部的黔中郡。
豫章郡
汉朝时期,江南已经十分宽广,包括了豫章郡、长沙郡、庐陵郡,相当于江西省和湖南省。在两汉时期,洞庭湖南北、赣江流域地区应是江南的主体。《后汉书·刘表传》载:“江南宗贼大盛……唯江夏贼张庄、陈坐拥兵据襄阳城,表使越与庞季往譬之,及降,江南悉平。”其中的“江南”说的就是这一地区。
长沙郡
王莽时,曾经改夷道县为江南县,不久复名夷道县。夷道县,西汉时设置,属南郡,治所在今湖北枝城市西一里。其得名由来在《水经·江水注》有说明:“汉武帝伐西南夷,路由此出,故曰夷道矣。”
隋朝时期,江南被用作《禹贡》中“扬州”的同义词,同时“江南”还有江汉以南、江淮以北的意思。因此,《史记·货殖列传》中关于“江南豫章、长沙”与“江南卑湿、丈夫早夭”的描述。
唐贞观元年(627年),在中央政府与地方州郡之间设立监察区,称为道,分天下为十道。所设江南道,将长江以南的中下游地区囊括了进去。
江南道
宋代,改称监察区为路,宋太宗至道三年(997年)在全国设十五路,主要以唐后期江南西道的地域设置江南路。天禧四年(1018年),分江南路为江南东、西两路。其中的江南西路后来逐渐被简称作江西路,就是后来的江西省。今天的安徽、江苏两省长江以南地区,大部分都在当时江南东路辖境。
江南东路
元灭宋后,依历次军事征服用兵的范围设置了十大行省,原宋代江南东路辖地大多被划入江浙等处行省。
明朝,在南京应天府建都,将其周围十四个府州设为直隶。后朱棣迁都北上,在北京周围同样设置直隶府州,称北直隶,于是将以南京为中心的十四个府州称为南直隶。
清朝建立后,南京留都地位不再,于顺治二年(1645年)在原南直隶之地设置江南承宣布政使司,就是习称的江南省。后又因江南省辖地过于辽阔,分拆成江南左、右两个布政司,后改江南左布政司与右布政司为江苏布政司与安徽布政司,加上原来江南西路之简称江西省早已固化,从此,江南从大政区地名中消失了。
综述
“江南”是一个变动不定的历史概念,依据不同的划分标准,“江南”的地理范围各不相同。大致而言,江南地理范围的内涵应包括四个方面:自然地理、行政地理、经济地理、文化地理。
从“江南”的历史演变看,无论其指称的是自然地理范围,还是行政区域,都有一个由西到东、由大到小,由泛指到特指的变化趋势,这一变化过程与“江南”经济开发、文化发展的历史是完全合拍的。“江南”这一名称已由单纯的地理概念演化为包含地理、经济、文化等多种内涵的专指性概念,当人们使用“江南”一词时,在心目中已赋予它比空间区域更为丰富的内涵,这就是发达的经济、优越的文化,以及相对统一的民众心态。可以认为,将太湖平原的苏州、松江、常州、杭州、嘉兴、湖州、太仓六府一州视作明清“江南”的地域范围更为合理。
自然地理
江南,单就字面而言,应指长江以南地区,然而在历史上,人们在使用“江南”一词时,却赋予它不同的地域范围。据学者考证,“江南”之词始见于春秋时期,时指楚国郢都(今江陵)对岸的东南地段,范围极小。战国时期,楚在长江南岸拓地日广,江南的范围亦随之向东南扩展,延及今武昌以南及湘江流域。秦汉时期,江南主要指长江中游以南的地区,即今湖北南部和湖南全部,南达南岭一线。而在实际应用中,“江南”的范围极为宽泛,所用之处已到“一意之下而形势瞭然”的程度,如李斯《谏逐客书》云:“江南金锡不为用,西蜀丹青不为采”;《史记·始皇本纪》载:“王翦遂定荆、江南地,降越君,置会稽郡”。金锡历来被视为东南吴越之方物土贡,故而可见,秦汉人的观念中,江南包括了今长江下游的江浙地区。不过,相对于长江中游的江南地区而言,秦汉时人指称下游的江南地区用得最多的还是“江东”“江左”等名词。
自孙吴立国江东,江东经济文化在经过秦汉数百年的相对沉寂之后,开始得到新的发展,其后历经东晋南朝,都城建康已经形成为南方的政治文化中心。随之,“江南”所指的范围也由西向东转移,成为一个意有所属的特指概念。南朝文学家谢眺在《人朝曲》中所赞叹之“江南佳丽地,金陵帝王州”,为理解“江南”提供了两条线索;其一,此时江南的范围已由长江中游的两湖地区移至下游的江浙一带;其二,“江南”一词的内涵与经济发达、文化昌盛相联系,故而被誉为“佳丽地”,后人以“塞北江南”来喻指北国风光,其着眼点也正在于此。
行政地理
最早以“江南”作为行政区划名称的是王莽改夷道县(今湖北枝城市)为江南县,但王莽改制昙花一现,江南县旋改旋废,所以鲜为人知。
唐太宗贞观元年(627年),"始于山河形便,分为十道”。其中江南道范围最广,囊括今长江以南,南岭以北,西起四川、贵州,东至海滨的近半个中国,可谓名副其实的江南。开元二十一年(733年),江南道一分为三,即江南东道、江南西道、黔中道。其中江南东道包括今苏南、上海、浙江、福建以及部分皖南和赣东北地区。肃宗乾元元年(758年),江南东道又析为浙西、浙东(浙东与浙西时有分合)、宣歙、福建四道,其中浙西统辖今苏南、浙北、上海等地。江南西道亦被一分为二,即湖南道、江南西道(简称江西道),这成为今湖南、江西两省名称的起源。唐初设道,原是朝廷派遣京官巡察州县的监察区,安史乱后,负责巡察的观察使大多由手握军政实权的节度使、团练使等兼任,于是道便由监察区演变为州县之上的地方最高行政区。
宋朝改道为路,设有江南东、西路。江南东路辖一府(江宁)、七州(宣、徽、江、池、饶、信、太平)、二军(南康、广德),大致包括今南京、皖南、赣东北部分地区;西路则约当于今江西全省。在今镇江以东的苏南、上海、浙江地区设两浙路,建炎南渡之后又分为浙东、浙西两路。浙西路包括临安、平江、镇江、嘉兴四府,安吉、常、严三州,江阴军,也就是环太湖的苏南、浙北及上海地区,与唐代浙西道相近。
清顺治二年(1645年),将明朝的南直隶改为江南省,辖区包括今江苏、上海、安徽三省市。顺治十八年(1661年),江南省设左、右布政使,左布政使驻江宁,领有今安徽及苏北地区共九府四州,右布政使驻苏州,领江宁、镇江、常州、苏州、松江五府,这为江南分省迈开了第一步。其后江南省又增设巡抚、按察使各一员,划区分管。至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江苏、安徽分省最终确立,江苏因事务繁剧,又增设藩司一员,“将江、淮、扬、徐、海、通六府州分隶江宁藩司管辖,苏、松、常、镇、太五府州分隶苏州藩司管辖”。尽管江南省至迟已于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完全分立,但直至晚清,人们习惯上仍常用江南省来代称江苏省。如道光十七年(1837年)七月,给事中孙宝善在奏折中称“江南省之徐州府”云云。
经济地理
江南的经济地理范围是明清经济史学者关注的问题之一,但从来没有达致统一的认识。在有关学者的论著中,江南大则囊括苏皖南部、浙江全省乃至江西大部,小则仅有太湖东部平原之一角,界乎其中则有苏松常镇或苏松嘉湖四府说、苏松杭嘉湖五府说、苏松常杭嘉湖六府说、苏松常镇杭嘉湖七府说、苏松常镇宁杭嘉湖八府说、苏松常镇宁杭嘉湖徽九府说、苏松常镇宁杭嘉湖甬绍十府说等等。为此,李伯重先生根据施坚雅的区域研究理论,提出划分“江南地区”范围的两条标准:其一,该地区具有地理上的完整性;其二,该地区具有经济联系的紧密性和经济水平的接近性。所谓“地理上的完整性,必须是一个自然──生态条件相对统一的地域,换言之,在其外部应有天然屏障将它与毗邻地区分隔开来;而在其内部,不仅应有大体相同的自然——生态条件,而且最好还属于同一水系,使其内各地相互发生紧密联系”。李伯重显然接受了施坚雅的“地域即河川流域”的理论,强调水系的功能。区域内经济联系的紧密性则主要采纳了施坚雅的高层中心地(high-level centralplace)理论,即“一个经济区应当有一个人口和财富集中的核心,围绕这个核心的是一些人口和财富密度逐渐递减的同心圆。该地区的主要城市的商业腹地都在该地区的边界之内,这些城市之间的商业联系很密切,而且最密集的城际贸易几乎都在该地区的核心部分”。据此可以认定,明清江南地区苏、松、太、常、杭、嘉、湖、宁、镇八府一州应是一个非常完整的经济区。首先,该地区由太湖水系和江南运河连为一体。其次,该地区已形成几个具有高层中心地功能的大中商业城市,而八府一州就是这些高层中心地的基本经济腹地。复次,在此地区的高层中心地中,有一个中心地(即苏州)高居其他各中心地之上。第四,该地区已形成了一种具有核心——边缘关系的地域分化结构,在最高层中心地苏州周围,由南京、杭州、松江(明)——上海(清)构成了一个三角形的核心区,而太湖以西的宁镇丘陵和浙西山地,在经济上处于依附地位,属边缘地带。
李伯重划定的明清江南地区的范围与台湾学者刘石吉的界定相一致,并得到国内不少学者的认可。然而就在这八府一州的范围内,无论是地形地貌、抑是经济水平都存在着明显的东西部差异,仅仅依据水系河流与经济联系来界定江南这一历史形成的概念尚嫌不足。李伯重也认为:“在这个经济区与严格按照施氏标准界定的经济区之间,也存在着一个重大差别,即:此地区的一些大城市的商业腹地,大大超出了此地区的边界。其中南京和杭州两大城市既是苏、浙二省的省会,而且地理位置又靠近这八府一州的西部边界,所以它们的商业腹地并不完全局限于边界之内”。苏州更是“19世纪中叶以前中国唯一拥有全国性经济中心地位的城市,其经济腹地可以说延伸到了中国大部分地区”。“就是江南一些专业化的市镇,贸易范围也往往越过上述边界”。但“总的来说,这个地区内各中心地之间的联系大大超过它们与外地的联系,它们各自的基本商业腹地主要还是在这个地区之内。这种密切的内部经济联系,使得该地区确实可称为一个经济上的统一体”。如此说来,这一经济区域范围的确定,在依据两条客观标准的同时,仍然掺进了较强的主观判断因素,以八府一州作为一个完整的经济区与作者所设定的两条客观标准之间仍存在着一定距离。
再从具体研究中学者所持观点看,日本学者对江南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太湖平原的苏松太常杭嘉湖六府一州;美国学者更多的是从事具体地方的研究,冠以“江南”的极少。如果论及江南区域,也不包括南京(江宁),而是指镇江以东的长江三角洲。即使国内一些学者,在认同江南八府一州范围的同时,实际研究仍集中在东部地区,而对西部宁镇地区鲜有触及。同样,李伯重在新近发表的一篇重要论文中,“为了讨论的方便,将所论的‘江南’地区限定于地理学中的江南平原(或太湖平原),范围大体包括宋代浙西路辖下的苏州(平江府)、常州、秀州(嘉兴府)、湖州与江阴军。”这一变化很难说仅仅是“为了讨论的方便”,而应视作对太湖平原与宁镇地区差异的某种确认。在刘石吉统计的《明清两代江南千户以上市镇表》中,所有千户以上的市镇均集中于太湖周围各州县,宁镇地区无一预列。近代上海开埠以后,尤其是太平天国以后,这种东西部的经济差距进一步扩大,宁镇虽地处长江之南,却已被人们从心目中排除出“江南"的范围。1984年,中国政府划分的“上海经济区”,以上海为中心,加上苏州、无锡、常州、南通、杭州、嘉兴、湖州、宁波、绍兴,共10市55县,面积占全国的0.8%,人口占全国的5%,而工农业总产值占全国的15%,成为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在这个以传统江南为主体的经济区中,已经见不到近在咫尺的镇江和南京。
文化地理
从文化而言,宁镇地区与太湖乎原自新石器时代以来就表现出风格各异的区域特色。在新石器时代,太湖流域的文化发展序列是罗家角早期遗存、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良渚文化,各文化类型遗存丰富,前后相续,脉络清晰,自成一体,良渚文化的玉器、黑陶、丝织的制作技术都代表了当时最高水平,陶器纹饰风格以素面为特色。宁镇地区的新石器文化发展序列是丁沙地文化类型、北阴阳文化、昝庙一期、昝庙二期,各类型文化遗存较少,陶器制作粗糙,纹饰多为素面,但彩陶占有一定比例,其文化特征接近于江淮地区的薛家岗文化和中原的仰韶文化。这主要是因为宁镇地处南北交通孔道,因而更易受到来自中原文化的影响。在商朝,宁镇地区的湖熟文化与太湖流域的马桥文化存在着较大差异。湖熟文化的文化渊源主要是继承了该地区的新石器晚期文化和中原的商文化;马桥文化则因为与本地的良渚文化之间存在着数百年的文化断层,其文化主源头来自南方的几何印纹陶因素,以及部分夏文化因素,因而其发展水平反而出现倒退现象。商末周初句吴国建立之后,宁镇地区与太湖平原因同处吴国境内而出现文化整合,但由于缺乏可资说明的文献、考古材料,还遽难定论其整合至何种程度。
晋室南渡后,大量北方流民侨居宁镇地区,仅京口(今镇江)的侨民多达22万,比土著居民还多2万。由于人口结构的根本性改变,从而带来宁镇地区方言、风俗直至文化面貌的巨变。太平天国战争中,宁镇地区人口损失惨重,战后江北等地移民大量涌入,宁镇地区的方言便逐步融入到江淮官话方言系统,脱离了吴方言区。今以丹阳、金坛、溧阳、高淳以西属江淮官话,以东则属吴方言,泾渭分明。与宁镇地区相比,太湖流域是孙吴土著士族聚居地,北方侨姓士族新来乍到,为求和平共处,遂避开吴姓士族而向浙东地区发展,保证了太湖流域文化的连续性和相对独立性。
从《宋史·地理志四》中可以清楚看到,江南东西路(含江宁)与两浙路之民风有着鲜明的不同。江南东西路,“其俗性悍而急,丧葬或不中礼;尤好争讼,其气尚使然”;两浙路,“人性柔慧,尚浮屠之教。俗奢靡而无积聚,厚于滋味。善进取,急图利,而奇技之巧出焉”。明清时期,宁镇地区与太湖平原的民风习俗之差异仍是清晰可辨。如正德《松江府志》载:松江.人“信鬼好祀,至今为然,而乡落为甚,疾病专事祷祈,有破产伤生而不悔者";“尚清雅,饰玩好,境内皆然,而西南为盛;畏首事,喜随众,则府城以之”。乾隆《元和县志》载“吴中男子多工艺事,各有专家,虽寻常器物,出其手制,精工必倍于他所。”“安逸乐,兢侈靡。虽舆台贱隶,高门大宅,御舆乘马,衣服不衷,饮馔无度;即妇人女子,轻装直髻,一变古风,或冶容炫服,有一衣之值至二三十金者。……文繁而质寡,外富而中贫”。
与苏松地区相比,宁镇地区因经济落后,相对闭塞,民风也显得较为淳朴。明弘治正德年间,金陵人顾磷说:“吾乡大都也,生人之性亢朗冲融,重义而薄利,风俗之美,喜文艺而厌凡鄙,得天地之灵懿焉”。万历以后,金陵民风也开始出现较大变化,“浮惰者多,劬勩者少;怀土者多,出疆者少。……俗尚日奢,妇女尤甚,家才担石,已著绮罗,积未锱铢,先营珠翠,发迹未几,倾覆随之,比比是也”。但在溧水县,民风士气依旧淳朴。据光绪《溧水县志》载:万历时,“溧之民朴而啬施,捐而寡合……妇女不出户,力勤纺绩。寒士不耻恶衣恶食,富者行街坊不乘舆马,士大夫不听无籍投售为奴仆,栋宇不作斗棋施绘采,衣服不慕纨绮,饮食不求珍异。……婚嫁重门户,纳彩、纳币、请期及亲迎、庙见,皆遵古礼。……大姓聚族而居,重世系,异姓不得人谱。……乡里淳朴之氓,不见外事,安于畎亩,衣食务本力农”。与溧水紧邻的溧阳县,清朝康乾时期,还是“民俗果毅,务本植谷,不事商贾”。“聚族而居,崇尚谐牒,多有宗祠,朔望供饭焚帛。绅士显贵,不计奁财。村有学师,轩文而轻武”。高淳县至民国时期仍是“崇孝义,重廉耻,……贫民不肯当舁舆之役,居乡士大夫亦不肩舆。……婚嫁必重门户,纳彩、纳币、请期等皆遵古不废”。再看镇江府,南宋时,“土风质而厚,士风淳而直”。至清代乾隆间,士子“自制举业外辄束书不观,而所谓制举业者,又区区以苟且侥幸应功令,非有贯穿今古,博综经术,可以卓然追配前闻者也。艺文凋谢,行谊浸衰,以至谒公庭,溷乡曲,逐货贿,皆自学校倡之”。
应该承认,即使在太湖平原的苏松常杭嘉湖,府县之间、城乡之间、城镇之间、乡村之间,均存在着士风民习的差异,但作为一个整体,其信鬼神、好淫祀、尚文、尚奢、重商、好讼之俗还是带有一定普遍性的。这与宁镇地区(尤其是下属溧水、溧阳、高淳等县)俭啬、务本力农、聚族而居、束书不观形成何其鲜明的对照。尽管在明中期以后,金陵风气开始转变,尚奢浮惰之人开始增多,但影响所及主要还是局限于商品经济较为发达的城内,而县城乡村的社会变迁则极为缓慢。从民风习俗上划分,宁镇地区与太湖平原应属于两个不同的文化区域。
地形地貌
综述
江南地势由西南向东北倾斜,地理环境大致分为平原、山地丘陵和盆地。
平原
江南的北部平原。包括杭嘉湖平原和绍宁平原及其北部地区。西起湖州,经德清、余杭、富阳、桐庐,东至宁波、宁海和奉化等地。江苏北部和浙江北部为平原,称为苏北平原、浙江东南沿海平原和浙北平原。苏北平原的主要城市包括徐州、连云港、淮安、盐城、宿迁5个省辖市;浙北平原主要有杭嘉湖平原和宁绍平原。杭嘉湖平原是长江三角洲的一部分,地势极为低平,河网密布,主要城市有杭州、嘉兴和湖州。宁绍平原位于浙江东部沿海,主要城市有宁波和绍兴、浙江东南沿海丘陵平原区在浙江东南沿海,自北向南还有温黄平原、温瑞平原等,温黄平原是以温岭、黄岩得名;温瑞平原则是以温州、瑞安得名。
山地丘陵
在地理学者眼中江南首先就是长江以南丘陵地区。江南丘陵通常指长江以南、南岭以北、武夷山、天目山以西、贵州高原以东低山丘陵的总称,界于北纬25—31°,东经110—120°,包括湘、赣两省中南部和浙西、皖南地区的低山和丘陵此区域的北面。该区域是地面宽广低平、起伏不大的长江中游地区;东部和东北部是长江和浙闽独流入海水系的分水岭;西部经武陵山和雪峰山与云贵高原连接;南部与南岭山地相邻。 山地丘陵地区也称为山区。山地与丘陵的区别并不是绝对的。山地和丘陵都属于一种高于海平面的隆起地貌类型。它们的共同特点是地面起伏不大。一般来说,海拔500米以上,相对高度低于100米的称为山地;而海拔在200米以上,500米以下,相对高度一般不超过200米,分布杂乱无规则地形的称为丘陵。皖南、赣东北、浙江东西部地区和浙南均为山地丘陵地带。浙江的山地和丘陵占全省面积的70.4%。盆地
盆地主要位于浙江中部地区,分为浙东盆地、浙中盆地和浙南盆地。浙中有诸暨盆地、唾新盆地、天台盆地、仙居盆地等丘陵盆地。位于千里岗与仙霞岭两山脉之间的金衢盆地沿衢江伸展,是浙江最大的盆地。浙南中山区是浙江地势最高极,省内的钱塘江南源和瓯江均发源此区,山间较大的盆地有丽水盆地、松古盆地等。
山脉
江南的山脉主要有安徽的黄山、九华山和浙江的千里岗、仙霞岭、洞官山、括苍山、雁荡山、会稽山、四明山、天台山及天目山山脉等。最高峰黄山莲花峰海拔1860米。气候
江南的地理位置决定了江南的气候特征。江南北面紧邻东西走向的长江,东临东海,南邻南岭山脉。江南地区的主要气候特征是夏季高温、潮湿、多雨的湿热和冬季阴沉细雨的阴冷。
在冬舂季节,北方的冷空气南下,常常停滞于南岭北坡;北上的暖空气却越过南岭山脉之后与冷空气混合,形成江南地区的冬春寒雨,使江南地区成为同纬度冬季气温最低而湿度又大的地区(高原除外)和春季多雨地区。冬天阴冷为江南气候的第一特色。绵绵春雨是江南地区气候的第二特色。初夏季节,大约六月上中旬左右江南地区会进入它所特有的季节——梅雨季节,江南地区气候的第三个特色,俗称黄梅季节(此时正值杨梅成熟)。这是由于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季节性北上,南方的暖湿气流和北方南下的冷空气相遇产生锋面雨。副高压继续北上,在盛夏时节控制江南地区,这时江南地区变成了全国最为闷热、大面积高温的地区。此时季节称为伏旱,这也就是江南气候的第四个特色。江南冬季阴冷、潮湿和夏季酷热、闷湿天气使江南地区成为世界同纬度人体感觉最为不舒适的地区。
根据香港天文台提供的资料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提供的《建筑气象参数标准》中有关江南城市各参数,可以归纳出江南地区有如下共同的气候特点:
全年日照时数在1600小时左右,年日照百分率2—-50%,年中午最低入射角高于35度。
年平均空气温度15.7—18.7℃,最热月平均31.6—33.4℃,最冷月平均-2.2—-17.4℃,年较差11—19℃,日较差5—10℃,极端最高温度38—43℃,极端最低温度-13—-17.4℃。
最热月平均空气湿度75—91%、最热月12时平均空气湿度50—80%,最冷月平均空气湿度60—85%。
年平均降水量900—2200毫米,日最大降水量350—700毫米。
除个别特殊地理位置的城市外,年平均、夏平均和冬平均风速一般1.3—3米/秒,冬平均风速比夏平均稍大。冬天风向多北风,风频20—30%,夏天风向多东南风,风频10—20%,而静风几率全年都在30%左右。
全年雷暴日数接近10日。
水文
河流
江南境内的河流多为长江水系。此地区水系的一个显著特征是,主要河流大部分源短流急,流域面积狭小。江南第一大河流是钱塘江,其正源新安江出自安徽省徽州地区,南源衢江。两江在建德市梅城镇汇合,注入杭州湾。皖南的主要河流为新安江,新安江为钱塘江正源,境内干流长240千米。建德以下较大的支流还有分水江、壶源溪、浦阳江、曹娥江等。湖泊
江南湖泊很多,是中国淡水湖泊分布最密集的区域。分布在江南的湖泊有132个,占全国湖泊总数的63%。其中,五大淡水湖中有三个湖泊位居该区域。大一些的湖泊有苏南太湖、杭州西湖、江西鄱阳湖、嘉兴南湖、绍兴东湖、宁波东钱湖及人工湖泊千岛湖。综述
江南文化有着悠久的历史,主要有有海派文化、金陵文化、杭州文化、苏州文化、扬州文化等文化。 在远古时期就创造了灿烂的文明,春秋战国时期江南文化开始崛起,成为当时重要的区域文化。秦汉时期,江南文化在与中原文化日渐融合的基础上有了新发展。东晋以后到隋唐江南文化开始转型,进入快速发展的新时期,在文学艺术方面取得了极其突出的成就。当然,魏晋时期江南因为成为政治中心,带动了其文化中心地位的形成,反映了古代社会早期阶段政治与文化中心合一的状况。但是随着中国古代社会政治、经济的新发展,政治中心与文化中心逐渐开始分离,唐尤其是中唐以后,在北方长安、洛阳的政治中心之外,出现了江南文化中心。而到宋以后直至近代江南文化完全成熟稳定,并进入高峰期。
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江南文化特征经历了由尚武向崇文的转变,文化地位也经历了由偏远到成为中心的转变。
江南文化经历了长期的发展与变化转型,在不断的整合与重构中形成一个具有丰富内涵的文化体系,到隋唐之际其主要内涵已经比较稳定。江南文化有以下特征:
首先,江南山川秀美气候温暖水域众多,人性普遍较灵秀颖慧,利于艺术。其次,在长期的征服江河海洋的过程中,江南居民又养成刚毅的品性,形成心胸旷放、豪迈勇武的气质。江南文化特征还有刚性的一面。第三,江南文化具有突出的崇文特征,社会普遍崇尚文教,重视文化教育。第四,江南文化具有开放性与包容性的特点。第五,江南文化具有较为浓厚的宗教性内涵,从汉至唐代,江南因地理的相对偏远,受儒家影响要比中原晚而轻一些,在文化个性上也就比中原更自由、活跃,佛教、道教在此的流播非常迅速,进而与古老的好神巫的传统结合,产生了鲜明的宗教特质。
江南多次扮演华夏文化中心的角色,可以说江南文化因吸收中原文化而成长,现已成为中华的主体文化之一。
教育
在明代,整体学校教育都有往下普及的倾向,而江南作为当时全国经济最为富庶的地区,其文化教育的普及程度也是首屈一指。唐宋以来,随着文化重心的南移,江南逐渐成为全国文化中心,其学校教育亦十分发达。道光《苏州府志》就曾说:“天下郡县学莫盛于宋,然其始亦由于吴中,盖范文正以宅建学,延胡安定为师,文教自此兴焉。”学风之盛达到“执来垂髫之子,孰不抱籍缀辞,以干荣禄,褒然而赴诏者,不知几万数”的程度。至明代,学校更盛,王崎说:“自范文正公建学,将近五百年,其气愈盛”,清初叶梦珠回忆儿时说:“吾生之初,学校最盛。即如上海一学,除乡贤奉祠生及告老衣巾生而外,见列岁科红案者,廪、增、附生,共约六百五十余名,以一府五学计之,大概三千有余,比昔三年两试,科入新生每县六十余名,岁入稍增至七十,其间稍有盈缩,学臣得以便宜从事。是以少年子弟,援笔成文者,立登庠序。一时家弦户诵,县试童子不下二三千人,彬彬乎文教称极隆焉。”可见当时江南真谓是全国“学风分布密集地区”“东南精华聚集之地”。明代江南文化教育之兴盛,始于重教之风气。崇学重教使得江南出现了众多的文学者,其中不乏饱学之士、巨匠大家,宋、元、明代许多著名儒士都出自于江南。就范金民先生所统计,明代共有进士24866人,江南为3864人,占全国总人数的15.54%,即不到七个进士中就有一位江南人士。其中文魁更是以江南人居多,明代共有89位状元,江南就有21人,占近四分之一,榜眼、探花、会元也多是江南人士。
除此以外江南还有许多著名的书院,四大书院中有三个位于江南,即江西的白鹿洞书院、湖南的岳麓书院、石鼓书院。其它还有紫阳书院、崇正书院、八桂书院、象山书院、丽泽书院、东林书院、明道书院、齐山书院、阳明书院、甘泉书院、会华书院、李白书堂、五经书院等。
诗词
江南诗人无论数量、质量方面均占据唐代诗歌创作的重要地位。据统计整个唐代有诗作存世的江南诗人357位,占唐代诗人总数的18.5%,而江南诗人存诗数量达11346首,占了现存唐诗总数五万五千首的20.6%,超过了五分之一。唐江南籍众多诗人中,如虞世南、许敬宗、骆宾王、贺知章、包融、张旭、储光羲、戴叔伦、刘长卿、严维、钱起、权德舆、顾况、皎然、张籍、李绅、孟郊、秦系、张祜、朱庆馀、殷尧藩、施肩吾、陆龟蒙、项斯、罗隐、贯休等,都是唐诗史上的重要作家。在此基础上,江南自然“成为一个与京城并立的文化中心”。
建筑
江南建筑粉墙黛瓦的黑白世界具有非常鲜明的地域特色。黑与白这种在绘画艺术中的两极色彩,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代表阴阳两界、象征天与地的色彩,被古人成功运用到江南建筑的主体外观上,使其成为江南建筑最为贴切的质朴外衣。有了粉墙黛瓦的缀饰,江南的山水就更加如诗如画了,毋庸讳言,这种黑白色彩在江南建筑外观上广泛整体的运用,在世界地域建筑史上是独一无二的。
江南建筑用天井庭园式布局以适应江南多雨湿热的气候特点,用厅堂、正房、侧厢、楼阁等多变的组合来体现家庭的礼制性习俗。与住宅群相伴而成的街、巷、弄、棚,与水道相伴的码头、驳岸、桥梁,与物质精神生活相伴而生的店铺、作坊、私塾、祠庙等,参差错落,繁而不乱,一起形成具有鲜明特征的江南水乡文化风貌。
织锦
织锦是中国传统丝织品中最富丽华贵、最具有特色的品种。得益于宋室南渡与丝织业生产重心的南移,江南地区的织锦业后来居上。清朝在南京、苏州、杭州三地置宫廷织造局,俗称“江南三织造”,这三城同时也是织锦生产基地,加上成都,至近代,已形成南京云锦、苏州宋锦和成都蜀锦三足鼎立的局面。
南京是清代江南三织造之“江宁织造局”所在地,是皇家绸缎最重要的生产基地,尤以云锦生产著称。所谓云锦,包括库金、库缎、妆花缎三大类,具体品种更是繁多。库缎其实是一种暗花缎,严格地说不是织锦,库金和妆花缎才能代表云锦的特色,特别是妆花缎中的金宝地,华丽富贵,金碧辉煌。所谓“妆花”,指一种“通经断纬”的织造技艺,即用不同颜色的彩丝纬管,对织物上的图案花纹作分区分块的挖花妆彩,相当于在特定的花纹部位用小梭子来回盘织,因此配色非常自由。妆花中特别华贵的称为“金宝地”,用圆金线织满地,再在满地金线上挖织彩花,其富丽堂皇达到极点。苏州也是丝织业重镇,江南三织造中,苏州织造局的名气不亚于江宁。苏州的织锦业以宋锦著称,所谓宋锦,其实是清代苏州生产的一种仿宋装饰锦,也称“宋式锦”,与真正的宋代织锦有所不同。宋锦分大锦、小锦、匣锦三大类,其中大锦又有重锦和细锦之分。从组织结构上说,宋锦以斜纹或平纹为地,多彩提花,较多地保留了古代织锦的特色。其中重锦用于织造佛像等挂饰,画面精细,用工最重,细锦、小锦与匣锦皆用于书画包首、经皮子、囊匣装裱等,是一种装饰用锦。宋锦一般采用规整的几何纹样或缠枝花卉,图案精巧,配色典雅,近代苏州民间机坊多有生产。成都以蜀锦著称,但近代蜀锦与历史上的蜀锦有很大的不同。蜀锦诞生于汉晋,发展于唐宋,但宋元之际残酷的战争造成了蜀锦的衰落,艺人四散,织锦生产转移到江南地区。
杭州也是清代江南三织造的所在地。关于杭州织造局的出品,康熙年间有妆花、织金并各种花缎,与今天南京的云锦类似;雍正年间生产过宋锦、洋锦、洋倭缎等产品,又与今天的苏州宋锦、漳缎类似。从近代杭州民间出产来看,杭州不以织锦见长,最著名的是线春、线绉、杭缎、杭纺、杭罗、杭绸等丝织品。
绣画
中国江南传统刺绣以中国四大名绣之一的苏绣为代表,与绣画有着最为久远密切的联系。历代绣画之巅峰——晚明顾绣就诞生于松江地区,并深刻影响明清苏绣甚至整个中国传统刺绣的发展。
绣画的巅峰及理论研究均出自江南一带,这和“绣画”即刺绣与绘画的密切联系,以及江南地区文人画的传统有关,从美术史研究的角度来说,绣画的研究即是中国江南传统刺绣研究中最具艺术价值、最有文化意义的一部分。
方言
《现代汉语词典》对“江南”一词有两个解释:一是长江下游以南的地区,就是江苏、安徽两省的南部和浙江省的北部;二是泛指长江以南。“江南”一词的两种含义可分别叫做“小江南”和“大江南”。“江”字本指长江,因此无论大江南、小江南,都在长江以南。
在语言学家的眼中,江南即是吴语区域图。汉语方言被划分为7个大的方言区域,分别是:北方方言区、湘方言区、赣方言区、吴方言区、粤方言区、客家方言区和闽方言区,从方言的角度看,现代汉语的小江南与吴方言区大体重合,后者更大一些。现代汉语中的大江南与南方方言区也是大体重合,只是后者会小些,排除了长江上游以南地区。
现代汉语方言的“小江南”和“大江南”景观是汉语方言历史演变的产物,长江在阻挡北方方言南进和造成方言分化方面无疑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
江南园林
综述
江南园林是中国古典园林的杰出代表,它特色鲜明地折射出中国人的自然观和人生观。江南园林是以开池筑山为主的自然式风景山水园林,兴盛于六朝,终于明清。江南古典园林中,以江南“四大名园”为代表,即南京瞻园、苏州留园、拙政园和无锡寄畅园。除此之外,上海豫园,南京愚园、煦园、芥子园,扬州瘦西湖、个园、何园,苏州沧浪亭、狮子林,南通水绘园等,都是江南古典园林的典范,南京玄武湖则是当代仅存的江南皇家园林。
长期以来,江南地区繁荣的园林文化就是中国园林研究的主要对象,尤其是明清以来的江南古典园林遗存“数量之多、质量之高均为全国之冠”“代表着中国风景式园林艺术的最高水平”,因而成为认识中国园林的主要来源。
瞻园
乌镇位于浙江省桐乡市北端,是江南四大名镇之一,有六千余年悠久历史的古镇,典型的江南水乡古镇,有着“鱼米之乡,丝绸之府”之美誉。乌镇以河成街,街桥相连,依河筑屋,水镇一体,组织起水阁、桥梁、石板巷、茅盾故居等独具江南韵味的建筑因素,体现了“以和为美”、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和谐相处的整体美,呈现江南水乡古镇的空间魅力。
宏村
宏村位于安徽省黄山市黟县东北部,古取宏广发达之意,称为宏村,是古黟桃花源里一座奇特的牛形古村落。整个村落占地30公顷,枕雷岗面南湖,山水明秀,享有“中国画里的乡村”之美称。全村现完好保存明清民居140余幢,承志堂“三雕”精湛,富丽堂皇,被誉为“民间故宫”。村周有闻名遐迩的雉山木雕楼、奇墅湖、塔川秋色、木坑竹海、万村明祠“爱敬堂”等景观。周庄古镇
周庄古镇位于江苏省昆山市西南部四面环水,有江南第一水乡之称,咫尺往来,都需靠舟楫。全镇依河成街,桥街相连。河埠廊坊、过街骑楼、临河水阁,一派古朴幽静,是江南典型的“小桥流水人家”,于2003年被评为中国历史文化名镇。
高淳老街
高淳老街位于南京市高淳区淳溪街道,是华东地区保存最完整的明清古街,被誉为“金陵第二夫子庙”,有“金陵第一古街”之称。老街东西全长800米,宽4.5—5.5米不等,因呈“一”字形,又称一字街。高淳老街分布着成片的明清建筑群,这些古建筑傍水而列,粉墙青瓦、飞檐翘角,配上精美的砖木石雕和传统的书法牌匾,古朴典雅,被中外学者和游客誉为“东方文明之缩影”、“古建筑的艺术宝库”。枫泾古镇
枫泾古镇位于上海市金山区,位于上海市西南,与沪浙五区县交界,是上海通往西南各省的最重要的“西南门户”。枫泾镇是中国历史文化名镇,亦为新沪上八景之一;枫泾为典型的江南水乡古镇。古镇周围水网遍布,镇区内河道纵横,桥梁有52座之多,现存最古的为元代致和桥,距今有近700年历史。枫泾全镇有29处街、坊,84条巷、弄。至今仍完好保存的有和平街、生产街、北大街、友好街四处古建筑物,总面积达48750平方米,是上海地区现存规模较大保存完好的水乡古镇。西塘古镇
西塘古镇位于浙江省嘉兴市嘉善县,地处江浙沪三省市交界处,被国家文物局列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也是中国首批历史文化名镇,国家AAAAA级旅游景区,获世界遗产保护杰出成就奖。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是吴、越两国的相交之地,故有“吴根越角”之称。西塘与其它水乡古镇最大的不同在于,古镇中临河的街道都有廊棚,总长近千米,就像颐和园的长廊一样。屯溪老街
屯溪老街位于安徽省黄山市屯溪区中心地段,北面依山,南面傍水,全长1272米,精华部分853米,宽5至8米。包括1条直街、3条横街和18条小巷,由不同年代建成的300余幢徽派建筑构成的整个街巷,呈鱼骨架形分布,西部狭窄、东部较宽。因屯溪老街坐落在横江、率水和新安江三江汇流之处,所以又被称为流动的“清明上河图”,是中国保存最完整、最具有南宋和明清建筑风格的古代街市,也是中国“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工艺
乌篷船:乌篷船是江南地区的独特水上交通工具,因竹篾篷被漆涂成黑色而得名。船身狭小,船篷低矮。船板上辅以草席,可坐可卧,但因船篷低矮和船身狭小,故乘客不方便直立,否则有失去平衡而翻覆的危险。据《河姆渡遗址第一期发掘报告》称,早在7000年前,远古先民已用独木刳成木舟,并加上木桨划舟。油纸伞:油纸伞是江南地区传统工艺品之一。江南多雨,一年之中,有—半日子都在雨水里泡着。元代诗人虞集对此曾下过结论,叫做“杏花、春雨、江南”。这可以说代表了古人对江南地域文化的认识。油纸伞之所以在江南有着广大的市场,除了价格低廉、分量轻巧、取用方便等特点外,更深层的因素在于地域特色的制约。那里每年近2000毫米的降雨量,以及变化无常的气候,决定了它角色空间的不可限量。
青花瓷:青花瓷又称白地青花瓷,是中国瓷器的主流品种之一,属釉下彩瓷。青花瓷是用含氧化钴的钴矿为原料,在陶瓷坯体上描绘纹饰,再罩上一层透明釉,经高温还原焰一次烧成。原始青花瓷于唐宋已见端倪,成熟的青花瓷则出现在元代景德镇的湖田窑。在江西景德镇这块丘陵盆地中,徽文化和江右文化历经千年交融,最终孕育出闻名于世的青花瓷。歙砚:歙砚因产于歙州(州府即今安徽歙县)而得名,以婺源(古属歙州,今属江西)龙尾山下溪涧中的石材所制最优,故歙砚又称龙尾砚。唐开元年间已有生产,南唐时形成一定规模。歙砚石具有“涩不留笔,滑不拒墨瓜肤而嗀里,金声而玉德”等优点。按天然纹样可分为:眉子、罗纹、金星、金晕、鱼子、玉带等石品。
徽墨:徽墨是以松烟、桐油烟、漆烟、胶为主要原料制作而成的一种主要供传统书法、绘画使用的特种颜料。徽墨是中国制墨技艺中的一朵奇葩,也是闻名中外的“文房四宝”之一。因产于古徽州府而得名。它是书画家至爱至赖的信物。古人曾云:“有佳墨者,犹如名将之有良马也。”
湖笔:湖笔与徽墨、宣纸、歙砚(端砚)并称为“文房四宝”。湖笔的产地在浙江湖州南浔区善琏镇。湖笔选料讲究,工艺精细,品种繁多,粗的有碗口大,细的如绣花针,具有尖、齐、圆、健四大特点。宣纸:宣纸产于安徽泾县(原属宁国府,产纸以府治宣城为名,故称“宣纸”),是中国古代用于书写和绘画的纸。宣纸起于唐代,历代相沿。此外,泾县附近的宣城、太平(今黄山市黄山区)等地也生产这种纸。到宋代时期,徽州、池州、宣城等地的造纸业逐渐转移集中于泾县。由于宣纸有易于保存,经久不脆,不会褪色等特点,故有“纸寿千年”之誉。
紫砂壶:紫砂壶是中国特有的手工制造陶土工艺品,其制作始于明朝正德年间,制作原料为紫砂泥,原产地位于江苏。茶壶的功能,本为蓄茶,然而所蓄之茶,早巳不单为人的生理解渴,而更多地则作用于精神的滋润。紫砂壶就是在这样的审美理念下诞生的。它是江南的风物,更是中国的美器,乃至于人类创造的瑰宝。
金陵折扇:金陵折扇是传统手工艺品,是一种用竹木做扇骨,韧纸或绫绢做扇面的能折叠的扇子。其用时须撒开,成半规形,聚头散尾;收拢呈线形,可收于袖间,既是传统祛暑纳凉的实用品,又是艺术欣赏品。主要品种包括竹制折扇、木制折扇、绢宫扇等。2009年,被列入江苏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蓝印花布:蓝印花布又称靛蓝花布,俗称药斑布、浇花布等,是民间传统的手工印花织物,镂空版白浆防染印花,最初以蓝草为染料印染而成。蓝印花布用石灰、豆粉合成灰浆烤蓝,采用全棉、全手工纺织、刻版、刮浆等多道印染工艺制成。蓝印花布从制版、印花到染色,全部手工操作,用植物中提炼的靛青作染料,采用传统的“小青缸”工艺技术,历史悠久。它的印染方法,遍及全国各地,但在江苏、浙江尤其盛行。
南京云锦:南京云锦是中国传统的丝制工艺品,有“寸锦寸金”之称,已有一千六百年历史,被誉为“锦中之冠”,代表了中国丝织工艺的最高成就,集历代织绵工艺艺术之大成,列中国四大名锦之首,为皇家御用品贡品。苏绣:苏绣是苏州地区刺绣产品的总称,苏绣起源于苏州,是四大名绣之一,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清代是苏绣的全盛时期,真可谓流派繁衍,名手竞秀。苏绣具有图案秀丽、构思巧妙、绣工细致、针法活泼、色彩清雅的独特风格,地方特色浓郁。
饮食
小笼包:小笼包是著名的江南传统小吃,清代道光年间出现了现代形式的小笼包,并在各地都形成了各自的特色,如南京味清、常州味鲜、无锡味甜、苏州味美,但都具有皮薄卤足、鲜香美味等共同特点,并在开封、天津等地也得到了传扬。大闸蟹:大闸蟹广泛分布于南北沿海各地湖泊,其中以长江水系产量最大,口感极其鲜美。蟹中含有较多的维生素A,对皮肤的角化有帮助;对儿童的佝偻病,老年人的骨质疏松也能起到补充钙质的作用。著名的大闸蟹有固城湖大闸蟹、兴化大闸蟹、太湖大闸蟹、阳澄湖大闸蟹、长荡湖大闸蟹等。
桂花糖芋苗:桂花糖芋苗是南京的著名传统甜点,属金陵小吃,光洁的芋苗口感润滑爽口、香甜酥软,汤汁呈酱红色鲜亮诱人,散发着浓郁的桂花香,吃后唇齿留香。选用新鲜芋苗,蒸熟后剥皮;加上特制的桂花糖浆,放在大锅里慢慢熬制。煮的时候要放一点口碱,这样芋苗煮才会煮出红彤彤、诱人的颜色。
龙井茶:龙井茶扁平光滑挺直,色泽嫩绿光润,香气鲜嫩清高,滋味鲜爽甘醇,叶底细嫩呈朵。传统的龙井炒制有十大手法:抛、抖、搭、煽、搨、甩、抓、推、扣和压磨,不同品质的茶叶又有不同的炒制手法。龙井茶采摘有三大特点:一早,二嫩,三勤。茶农常说,“茶叶是个时辰草,早采三天是个宝,迟采三天变成草。”龙井茶还以采摘细嫩而著称,鲜叶嫩匀度构成龙井茶品质的基础。勤是指采大留小分批采摘,全年采摘在30批左右。绍兴酒:绍兴酒又称绍兴黄酒、绍兴老酒,随着时间的久远而更为浓烈,所以绍兴酒称老酒,越陈越香。绍兴酒是绍兴的著名特产,生产历史非常悠久。据文献记载,春秋战国时期绍兴酿酒业已很普遍。《吕氏春秋》载有越王勾践“投醪劳师”的故事,至今城内尚有“投醪河”遗址。到南北朝时,绍兴老酒已成为贡品。在全国众多的酒类中,绍兴老酒是获奖次数最多的品种之一。
桂花藕:桂花藕是江南喜好以桂花来作为食物的调和料之一,食物也以香甜、清脆、以及桂花的香气浓郁而享有口碑。将糯米灌在莲藕中,配以桂花酱、大红枣一起精心制作,是江南传统菜式中一道独具特色的中式甜品。杭州桂花糯米藕软绵甜香,南京桂花糯米藕则是和桂花糖芋苗、梅花糕、赤豆酒酿小圆子一同被誉为金陵南京最有人情味街头小食。梅干菜:梅干菜有芥菜干、油菜干、白菜干、冬菜干、雪里蕻干之别,多是居家自制。做法是使菜叶晾干、堆黄,然后加盐腌制,最后晒干装坛。菜干油光黄黑,香味扑鼻,解暑热,洁脏腑,消积食,治咳嗽,生津开胃。鲁迅《风波》里写的蒸得乌黑的干莱很诱人,这种乌黑而诱人的干菜,在鲁迅老家绍兴叫霉干菜,因为色黑,也叫乌干菜,是绍兴当地有名的“三乌”之一,绍兴地区居民每至炎夏必以干菜烧汤,其受用无穷也。
碧螺春:碧螺春是中国传统名茶,中国十大名茶之一,属于绿茶类,已有一千多年历史。唐朝时就被列为贡品,古人们又称碧螺春为“功夫茶”、“新血茶”。高级的碧螺春,茶芽之细嫩0.5公斤干茶需要茶芽6-7万个。炒成后的干茶条索紧结,白毫显露,色泽银绿,翠碧诱人,卷曲成螺,产于春季,故名“碧螺春”。此茶冲泡后杯中白云翻滚,清香袭入,是中国的名茶。主要工序为杀青、揉捻、搓团显毫、炒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