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强中央集权

强项令董宣

刘秀以“柔道治国”为主理念，退功臣、进文吏，使得大多数开国将帅皆以列侯归乡享受优厚待遇，而不参与政治。当时功臣能够参议大政的仅邓禹、李通、贾复三人。这几个人亦深知刘秀心迹，“并剽（消除）甲兵，敦儒学”，以避猜忌。 刘秀对大臣更为警惕。建武时任大司徒者多遭打击，如伏湛因事罢官，韩歆因刚直去位，又被逼自杀，欧阳歙、戴涉皆因罪下狱而死，史称“自是大臣难居相任”。

刘秀之所以如此，其目的就是为了提高专制皇权。 刘秀对宗室诸王及外戚的控制更严。建武二十四年（48年），刘秀重申西汉时代的阿附藩王法，严禁诸王交通宾客，结党营私。 公元52年，他借故搜捕王侯宾客，“坐死者数千人”。 汉明帝即位后，更是屡兴大狱，株连极广。

改革官制

在行政体制上，刘秀一方面进一步抑夺三公职权，使全国政务都经尚书台，最后总揽于皇帝；另一方面，又加强监察制度，提高刺举之吏，如御史中丞、司隶校尉和部刺史的权限和地位。又令全国共并省400多个县，吏职减省至十分之一。

发展经济

天下平定之后，刘秀重视生产与人民生活的恢复与发展，开始着力发展生产、提高民生、恢复国力，刘秀还采取了不少措施来安定民生，恢复残破的社会经济。建武六年下诏恢复三十税一的旧制。东汉初年的封建租赋徭役负担，比起西汉后期和战争期间有所减轻。他前后九次下诏释放奴婢，或提高奴婢的法律地位，使大量奴婢免为庶人，使流民返回农村，促进生产。他统治的时期，遭战乱破坏的生产和生活得到了迅速的恢复，人口与垦田数目大大增加，史称“光武中兴”。

建武二年（26年），光武帝下令整顿吏治，设尚书六人分掌国家大事，进一步削弱三公（太尉、司徒、司空）的权力；同时清查土地，新定税金，振兴农业，使人民生活逐步稳定下来。 东汉经“光武中兴”，社会的经济有了一定的恢复，文化进一步发展，太学林立，学术气氛浓厚。东汉时期，各地豪强控制大量土地及耕作的农民，建立大型田庄，发展自给自足的田庄经济，甚至拥有私人武装力量，这一切都成为社会的不安定因素。

明章之治

汉明帝

永平十二年（69年），位于今云南、缅甸北部一带的哀牢国，举国内附东汉，汉明帝以其地设永昌郡。 哀牢之地，东起哀牢山，西至缅北敏金山，南达今西双版纳南境，北抵喜马拉雅山南麓，哀牢内附初步奠定了中国对云南地区的统治范围。

此外，随着对外交往的正常发展，佛教已在西汉末年开始传入中国，明帝听说西域有神，其名曰佛，于是派使者赴天竺求得其书及沙门，并于洛阳建立中国第一座佛教庙宇白马寺。 明帝之世，吏治比较清明，境内安定。加以多次下诏招抚流民，以郡国公田赐贫人、贷种食，并兴修水利。史书记载当时民安其业，户口滋殖。 光武帝末年，全国在籍人口为2100多万，至汉章帝末年人口已达4300多万。

明章二帝在位时期，秉承刘秀遗规，对外戚勋臣严加防范；屡下诏招抚流民，赈济鳏寡孤独和贫民前后九次；修治汴渠完成，消除西汉平帝以来河汴决坏；经营西域，再断匈奴右臂，复置西域都护府和戊己校尉。 史载“天下安平，百姓殷富”，号称“明章之治”。

戚宦之争

汉章帝时期开任用外戚之先河。 汉章帝死后，汉和帝刘肇十岁继位，窦太后临朝称制。 窦太后倚仗亲族，窦氏戚族开始专权。 永元四年，汉和帝联合宦官扫灭窦氏戚族，亲政后从不荒怠政事，故有“劳谦有终”之称，曾多次下诏赈济灾民、减免赋税、安置流民、勿违农时、招纳贤士，在法制上也主张宽刑，军事外交上降服匈奴，并任命班超平定西域诸国，致使东汉国力达到极盛，时人称之为“永元之隆”。 元兴元年（105年）的垦田数字达到732万多顷，人口达5325万人。

汉和帝去世后，汉殇帝继位，政权为邓太后的兄长邓骘为代表的邓氏戚族掌控，汉殇帝延平元年（106年）八月去世。 邓氏戚族扶持汉安帝继位，邓太后死后，汉安帝亲政并扫灭邓氏，但未能阻止其他外戚专权。

跋扈将军

公元159年，汉桓帝联合宦官一起诛灭了梁氏。 汉桓帝将与他同谋的十三个宦官封侯，自是宦党干政。 宦官的腐败比外戚更甚，导致士大夫不满，士大夫与外戚联合一同对抗宦官。 双方斗争激烈，最终导致了两次党锢之祸，正直的士大夫全被排斥出朝堂。东汉王朝自此江河日下，濒于灭亡。汉灵帝继位后比汉桓帝更信任宦官。 汉灵帝将朝政委任于宦官，使政局更为恶化。 黄巾起义爆发后，党锢才被解除。

走向灭亡

公元184年，黄巾起义爆发，腐朽的朝廷根本无力平叛，在黄巾军冲击下，岌岌可危的东汉王朝决定饮鸩止渴，下令各郡自行募兵守备，虽成功镇压了黄巾起义，但却使地方州郡长官拥兵自重。公元188年，刘焉谓四方多事，原因在刺史权轻，遂改部分刺史为州牧，使刺史成了一州军政的长吏、太守的上级，州郡县三级行政建制自此形成。州牧的设立和州刺史权力的提升，埋下了东汉末期军阀割据的祸根。

曹操画像

董卓为了树立威望，废掉了汉少帝，立陈留王刘协为皇帝，即汉献帝。 190年汉少帝和何太后被董卓杀害。董卓挟献帝迁都长安， 董卓的倒行逆施引起了中原地方诸侯势力的不满，纷纷以讨董为名起兵并推举袁绍为盟主， 组成关东联军讨伐董卓。 但关东军内讧、盟军决裂导致失败告终。初平元年（190年）又起董卓之乱，自此朝廷大权旁落，揭开了东汉末年军阀混战的序幕。 与此同时，各地的地方军阀纷纷互相攻伐，以增加自身实力，中央政府的威望荡然无存。

公元192年，大臣王允唆使董卓的部将吕布，合作谋杀了董卓，下令大赦，董卓之乱结束。但不久董卓幕府的部将李傕、郭汜卷土重来，王允被杀，东汉朝廷再度失控。公元195年，李傕、郭汜发生内斗，汉献帝刘协和群臣逃到洛阳，但汉献帝陷入窘迫的处境。 建安元年（196年），曹操则挟持汉献帝迁都许昌，之后曹操逐渐掌握朝廷权力。 220年，曹丕篡汉，定都洛阳，改国号为“魏”，史称“曹魏”，东汉灭亡，中国历史从此进入三国时期。

冶铁技术

环首刀

东汉时期，在冶铁手工业中已经使用煤（石炭）做燃料。在河南郑州巩义市的冶铁遗址中曾发现混杂了泥土、草茎制成的煤饼，说明煤已被用来炼铁。巴蜀地区还利用天然煤气煮盐。

纺织业

在纺织业方面，东汉初年已能用织花机织成色彩缤纷、花纹复杂的织锦。当时，蜀锦已驰名全国，襄邑（河南睢县）和齐（山东临淄）的丝织业特别发达。考古材料还证明，在边疆地区，丝织业也有很大的发展。新疆不少地方汉墓出土的红色杯纹罗，织造匀细，花纹规整，反映丝织工艺水平相当高。在同一地区出土了组织细密的织花毛织品，颜色鲜丽，显示出当时西北高度发展的毛纺织工艺技术。

漆器业

其它如漆器业、陶瓷业等手工业部门，在东汉时也都有进一步的发展。当时的漆器以蜀郡、广汉出产最为有名，两地工官主造的漆器，都是精美绝伦的手工艺品。当时，瓷器烧制的火候更高，器物的吸水性更弱。从出土的器物看，它已十分接近后来的青瓷。

商业

田庄式的生产经营

东汉时期，豪强地主都占有大量土地，通常又采取田庄式的生产经营方式。在当时的田庄中，有农、林、牧、渔各业，还从事某些手工业的生产或进行一定的商业和高利贷活动，具有极强的自给自足性质。例如刘秀母舅樊宏在湖阳经营的田庄，其中有数里面积的樊陂，田地达三百余顷。在这个田庄中，庐舍楼阁成片，“竹木成林，六畜放牧”，“檀棘桑麻，闭门成市”，可见其规模很大，具有多种经营的特点。 另外，樊宏还“好货殖”，从事商业和高利贷活动。在四川发现的画像砖上，也可以看到地主田庄的同样情景。

崔实所写的《四民月令》，对地主田庄的经营情况反映得很详尽。所谓：田庄里种植着小麦、大麦、春麦、粟、黍、粳稻、大豆、小豆等粮食作物，胡麻、牡麻、蓝靛等经济作物，瓜果等蔬菜；自己制作各种酱、酒、醋及饴糖等食物；又种植药用植物，以配药品。在这种大田庄里，还种植各种林木以及果树，饲养马牛等耕畜和家畜。在手工生产方面，自己养蚕，纺织各种麻布和丝织物，制作衣、鞋，制造农具和兵器等。此外，田庄中也有粮食及农副产品的买卖。可见，在地主田庄里，各类生活资料基本上都可以自给自足。

经济先进区域

铁工具的普遍推广和牛耕技术的提高，增强了人们向自然界斗争的能力，特别是它使江南河网沼泽地区的大规模开发成为可能。加上当时各种社会原因，东汉时期的经济区域开始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东汉以前，中国经济的先进区域主要在淮河以北，特别是包括关中在内的黄河中下游地区。当时的人口分布，也主要集中在黄河流域。到了东汉后期，这种情况开始有了较大的变化。黄河流域的某些地区人口减少，出现了衰落的迹象。而南方出现了新的经济发展地区，人口在急剧上升。

随着人口的增加，南方不少地区的开发速度加快。如太湖和钱塘江流域，西汉时统由会稽郡管辖，东汉时分为吴、会稽二郡，这正是经济发展的直接结果。其他如鄱阳湖、洞庭湖周围地区及成都平原一带，都在不断发展，成为新的经济发达区域。不过，东汉时期，大部分人口仍然集中在黄河中下游一带。因之，黄河流域仍是当时的经济、政治中心。

人口

由于农田水利工程的兴建，农耕工具的改进，农业耕作技术的提高以及精耕细作方法的推广，大大提高了社会生产力，使东汉时期的农业生产有了较大的发展。如西汉时，都城附近的京兆、左冯翊、右扶风一带，地处关中地区，人口特别稠密，共有240多万。到东汉时，关中战乱频仍，残破不堪，人口锐减至50余万。兖州也由780多万减至400万左右。相反，南方诸州，人口都有不同程度的增长。扬州人口从320多万增到430多万；荆州人口从350多万增到620多万；益州人口也从470多万增到720多万。

东汉官方户口统计的峰值在永寿三年（157年），全国有户10677960，口56476856 ，现代学者考虑到当时被豪强地主霸占或荫庇的大批徒附、宗族、宾客、部曲、奴仆等人群以及迁居汉地的匈奴、羌族、氐族及百越等民族大多未纳入户口统计 ，故认为东汉人口峰值达6500万 。

造纸业

东汉时期，造纸业取得了极大的成就。西汉时，造纸工艺还处在探索阶段。《后汉书》记载，汉和帝时，尚方令蔡伦总结经验，发明了用树皮、麻头、破布、旧渔网等作原料造纸的技术。新的造纸工艺，主要是在纸浆的化学处理和漂白等关键工艺上有了重大突破。蔡伦的改进，使造纸原料多样化，还能化旧利废，取材方便，提高了纸的质量，便于普遍推广。蔡伦的功绩是不朽的，当时天下都称之为“蔡侯纸”。 从此，纸张迅速代替了过去的竹简、木牍和缣帛，大大便利了科学文化的传播和推广。公元8世纪时，中国造纸术传入西亚，以后又传入欧洲，逐步在全世界得到推广。纸的发明使用，是中国对世界文明的巨大贡献。

公元105年，蔡伦在前人的基础上改造了纸张的制造技术，使中国的文字记录方式脱离了使用竹简的时代，同时造纸术也作为我们熟悉的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而流传至 今。东汉对后世的另外一项贡献是制陶业的发展，它使中国彻底脱离了青铜时代的材料束缚，把一些以前为豪门贵族专有的用品带入了寻常百姓家。

自然科学

东汉马踏飞燕

说唱俑

医学

东汉时期，是中国传统医学创立的重要时期。东汉末年的名医华佗是有记载以来第

一位利用麻醉技术对病人进行手术治疗的外科医生， 在医学比较落后的封建时代，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成就。他创造的“五禽戏” 是中国第一套体操性质的健身活动。南阳人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是中医史上的不朽之著 ，成为中医学的主要奠基人。被称为“医方之祖” 。

绘画

到东汉时期，书法、绘画已不单纯作为文字图形符号使用，它们的艺术地位逐渐显露出来，虽然今日东汉流传下来的艺术品数量不多，但从其中依然能窥得汉文化的风貌。

辎车画像砖

文学

东汉大兴儒学，太学林立，学术气氛浓厚，故而东汉在中国历史上的科技和文化发展中占有非常突出的地位，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巨大成就。

此外，被称为文宗字祖的许慎所著的《说文解字》成为了汉字学的开山鼻祖，故后人研究汉字必先读《说文》。

史学

东汉时期最重要的历史著作，是班固所著的《汉书》。《汉书》起自汉高祖刘邦，止于平帝、王莽，写了西汉王朝二百多年的历史，是中国第一部断代史。

宗教

佛教

洛阳白马寺

安世高在桓帝建和二年（148年）到灵帝建宁四年（171年）的二十余年间，译出《安般守意经》《阴持入经》《大十二门经》《小十二门经》《百六十品经》等。所译经典以关于禅法的典籍为主，间及阿毗昙学。支谶于桓帝末年来到洛阳，在灵帝时译出《般若道行经》《般舟三昧经》《首楞严三昧经》等。和安世高、支谶两大译师同时的竺佛朔、安玄、支曜、康孟详等人，也都各有传译。除西域译人之外，汉土沙门严佛调也是杰出的参与译事的人。

原始道教

在佛教的影响下，方士把阴阳五行、服食炼养、导引行气、辟谷延年、神仙长生、鬼神祭祀、图谶符箓、巫术迷信等互相杂糅，并同《老子》牵合，构成原始道教。 《太平经》是道教的第一部经典，出现于汉顺帝时。 张角自称“大贤良师”，创立太平道，以跪拜首过、符水治病作为传教手段。声言“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发动黄巾起义。

五斗米道的教义与太平道相似，创始人是沛人张陵。顺帝时张陵作道书。受道的人要出五斗米，故称五斗米道，时人称为米贼。 东汉末年，五斗米道主要在雍、益二州活动，根据地在汉中。张陵死后，其子张衡传其道，张衡死，其子张鲁又继之。张鲁以《老子》为五斗米道主要经典，并为之作注，名曰《老子想尔注》。 汉文化中的道家学说、阴阳五行、神仙方术，与西南少数民族信仰有机融合,形成了中国本土宗教道教。 在汉晋的历史文献中，多称张陵之道教为“鬼道”，称其道徒名为“鬼卒”。 张陵正一盟威之道的直接渊源就是巴蜀氐羌民族的原始巫教——鬼道。 一说五斗米道真正创始人是张修，张鲁杀张修夺取教权后托名张陵创教。

道教受到传入中国的佛教的影响。因此他们也忏悔罪恶，劝人行善，或者举办公益事业——这些都是佛教所推重的施舍（dāna）的行为。另外一些项目则有戒除饮酒，或者只饮适度的酒。关于老子“变化”的想法恐怕也是受到了佛陀“化身”（nirmāna-kāya）启发而来。

南匈奴

东汉窦宪出击北匈奴

汉窦宪攻稽洛山北匈奴之战

到汉章帝时，北匈奴日益衰弱，先后有数十万口入塞投降。永元元年（89年），窦宪、耿秉等率领汉军会合南匈奴大举北进，与北单于交战，连战皆捷，降者前后二十余万人。 在以后的二年内，北匈奴不断失败，向西迁移，之后北匈奴的一部分越过中亚、西亚迁往欧洲。

西域

新莽时，匈奴控制了西域。建武五年（29年），窦融承制立康为西域大都尉，统属西域55国。以后，莎车、鄯善、车师、焉耆等国先后遣使朝贡，请中央在西域设置都护。但刘秀因中原初定，无力经营西域，遂送还侍子。此后，西域呈现混乱状态，大部分政权皆役属于匈奴。

公元73年，班超首先到了鄯善。班超以“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决心，率领部下袭杀北匈奴使者一百多人，鄯善为之震服。以后，他又使于阗归附中央。第二年春天，班超废掉北匈奴所立的龟兹人疏勒王，按照疏勒人的愿望，改立疏勒故王子。经过班超的坚决斗争，北匈奴的势力在南道逐一被肃清，使南道诸国摆脱了北匈奴的统治。

班超在西域的活动，为增进汉族与西域各族人民的友谊，加强中原与西域地区政治、经济的联系，维护多民族国家的统一，立下了历史功勋。班超出使之所以获得成功，是因为它符合汉族人民要求恢复与西域的关系的愿望，符合西域各族人民要求摆脱北匈奴的奴役，增强与汉族人民的历史联系的意愿。

乌桓

公元46年，匈奴内部发生分裂，乌桓各部乘机摆脱了匈奴的控制。南匈奴归附东汉后，乌桓也向东汉政府表示臣服。 刘秀封郝旦等大小酋长八十余人为侯王君长，使其居住于幽、并二州缘边十郡境内，招募乌桓族人内附，在上谷郡宁县（河北宣化县西北）设护乌桓校尉，监领乌桓各部。 东汉王朝岁给乌桓人衣食，利用他们善于骑射的特点，让他们助守边防。乌桓各部世代为东汉守边，实际上成了一支世袭的雇佣军队，直到魏晋时期，乌桓铁骑仍名闻天下。

鲜卑

苍山东汉墓画像石《胡汉交战图》

羌族

东汉初，刘秀在削平陇西割据势力后，复置护羌校尉，管理羌族诸部落，并陆续迁羌族于陇西、天水、扶风诸郡（甘肃东部、陕西西部一带）。 公元58年，窦固等攻破青海境内未臣服的烧当诸部后，又把他们迁徙至关中一带。 为了隔断徙居内地的羌族诸部与青海境内未臣服羌族的联系，防止他们联合反抗，东汉政府在今青海西宁、乐都一带建立屯田区，长期驻军屯垦。 从汉安帝时起，羌族人民发动了三次大规模的起义，前后延续五六十年。羌族人民的斗争和各地的农民起义相呼应，给予东汉王朝以致命的打击。由于长期的残酷战争，使整个西北地区残破不堪，社会生产遭到巨大的破坏。

蛮族

在西汉和新莽末年的社会大动荡中，大量汉人为躲避战乱流入湖南西部的武陵山区，与当地人民错居杂处。 东汉建立后，当地郡县为了重新控制这些流亡人口，也与当地人民发生了冲突。建武二十三年（47年），武陵当地人叛乱，攻击当地郡县，光武帝派刘尚率万余军队前往平叛，结果全军覆没。 第二年，李嵩、马成督军进剿，仍然不能获胜。 第三年，伏波将军马援主动请缨，带领四万多人前去攻打。 由于北方将士水土不服、不习地形等，汉军死伤大半 ，马援也因疫疾阵亡。 最后，历时三年的武陵当地人叛乱才被平定下来。

东汉中叶后，由于加重了对蛮族的控制和搜刮，结果引起了各地蛮族大起义。 蛮族人民连绵不断的反抗斗争，一直延续到东汉王朝覆灭为止。

“西南夷”地区的经济文化有很大发展，物产十分富饶。在益州郡西部，居住着众多的哀牢夷人。永平十二年（69年），哀牢王柳貌率55万余人归附东汉王朝，汉明帝在其地设置哀牢、博南二县，与益州西部都尉所属六县合建为永昌郡，自此将整个云贵地区纳入版图。东汉时期，四川、云南西部地区少数民族诸部，都相继归附东汉，汉文化传入当地后，改变了当地风俗，提高了当地的经济文化水平。

朝鲜半岛

在东汉末年，朝鲜半岛北部先后兴起高句丽、百济两个国家，两国的发展水平虽略有不同，但都处在由原始社会向阶级社会过渡阶段。 他们在东汉的强烈影响下，并没有向奴隶社会发展，而是模仿汉朝的剥削方式和政治制度，从而走上了封建化的道路。

日本列岛

汉委奴国王金印（发掘于日本九州岛）

南亚和越南

东汉时期，印度、缅甸等国与中国的关系也更为密切。据记载：永元六年（94年），永昌境外的敦忍乙王莫延曾派遣使者来访，双方互赠礼物。 公元97年，缅甸北部的掸国王雍由调派遣使者向汉王朝赠送珍宝。东汉政府则以金印回赠。 永宁元年（120年），雍由调再次遣使来汉，并“献乐及幻人”，缅甸的音乐和杂技，在当时深受欢迎。 自从佛教传入中国以后，汉与印度的联系就日趋密切。特别是汉明帝派人去印度取经以后，印度的僧侣大量来到中国，译佛经，传佛学，对中国的文化思想产生了重大影响。

东汉时，越南北部设置交趾、九真、日南三郡。东汉初，锡光任交趾太守，任延任九真太守，教越民耕种技术，设立学校，传播先进文化，对改变当地落后状态起了很大促进作用。但后来苏充任交趾太守，对越人加重剥削，引起越人的强烈不满。建武十六年（40年），交趾征侧、征贰起兵反抗，得到九真、日南等地人的响应，很快攻占六十多座城池。征侧、征贰自立为王，这就是越南历史上著名的二征王。二征王不久就被伏波将军马援镇压。东汉在镇压二征之后，在政治、经济等方面进行了一些改革，如穿渠溉田，发展农业生产，废除残暴的“越律”十余条等。东汉先进的经济文化给越南以深刻的影响。

西方

自张骞出使西域之后，通过丝绸之路，汉朝与中亚、西亚建立了经常的贸易关系。西汉末年，丝绸之路荒废，到东汉初，永元九年（97年），班超曾派副使甘英出使大秦国（罗马帝国），一直到达条支海（波斯湾）。 丝绸之路首次延伸到了欧洲罗马帝国， 这也是完整的丝绸之路路线，西端从欧洲，东端到东汉京师洛阳。

永元十二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