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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大昕 编辑
钱大昕（1728年2月16日—1804年11月2日），字晓征，又字及之，号辛楣，晚年自署竹汀居士，江苏太仓州嘉定县望仙桥河东宅（今属上海市嘉定区望新乡）人。清代史学家、文学家、教育家，乾嘉学派代表人物。被誉为“中国十八世纪最为渊博和专精的学术大师”。
钱大昕早年以诗赋闻名江南。乾隆十六年（1751年），因向乾隆帝献赋被提督学政庄有恭选为一等。后在召试中被评为一等，特赐举人，授内阁中书学习行走。乾隆十九年（1754年）三月，中进士，经御试后改翰林院庶吉士。其后历任翰林院编修、右春坊右赞善、武英殿纂修官、功臣馆纂修官、詹事府少詹事，提督广东学政。期间还出任过会试同考官及山东、湖南、浙江、河南等地乡试考官。乾隆四十年（1775年），因父丧归里，从此引疾不仕。归田三十年，潜心著述课徒，历主钟山、娄东、紫阳书院讲席，出其门下之士多至二千余人。嘉庆九年（1804年），于苏州紫阳书院逝世，享年七十七岁。
钱大昕是18世纪中国渊博和专精的学术大师，其学以“实事求是”为宗旨，其治学范围广博精深，在史学、经学、小学、算学、校勘学及金石学等学术领域，均有建树和创见。有《十驾斋养新录》，后世以之与顾炎武《日知录》并称。一生著述甚富，后世辑为《潜研堂丛书》刊行。
早年求学
雍正六年正月七日（1728年2月16日），钱大昕出生在江苏嘉定城西四十多里的望仙桥镇。钱氏祖籍常熟，明代正德年间，七世祖钱镃入赘嘉定管姓，遂定居于此。祖父钱王炯和父亲钱桂发都是秀才，以教书为业。他刚满周岁时，祖父便教识字，五岁时，送至本村塾馆读书，十岁以后，又先后随祖、父到所在塾馆就学，父亲为他讲授历史故事和教习作诗。这对于他早年知识的增进，都起过重要的作用。
乾隆五年（1740年），年仅十三岁的钱大昕参加童子试，便考出了第六名的佳绩，使主考的县令惊叹不已。
钱大昕
乾隆十四年（1749年），经由王鸣盛和时任紫阳书院院长王峻的推荐，钱大昕被破格录入苏州紫阳书院学习。紫阳书院建于清初，雍正初年经布政使鄂尔泰重修后，即由讲求心性之学改为稽古考文，学风为之一变，从而成为汉学家的一个重要阵地。书院之中浓厚的学术气氛都为他潜心经史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兼之有王鸣盛、王昶、曹仁虎等同窗好友相互质难问疑。得益于此，钱大昕的知识较之于前有了长足的进步。
乾隆十五年（1750年）五月，钱大昕和王鸣盛、曹仁虎、王昶跟从沈德潜游学。 期间，沈德潜选刊王鸣盛、吴泰来、王昶、黄永源、曹仁虎和钱大昕的诗歌编为《七子诗选》，使得七子名声遍江左。
翰苑浮沉
钱大昕苏州石刻像
乾隆十七年（1753年），钱大昕束装入京，到内阁票签房办事，自此开始了仕宦生涯和二十三年的居京生涯。 期间，钱大昕得以与同年、同僚以及慕名相访的学人名士交游，论文道古，相与切磋。 与钱大昕同应召试特授内阁中书的谢墉、陈鸿宝、王又曾、蒋雍植、褚寅亮相继入京后，经常在宣南（北京宣武门外迤南一带泛称“宣南”）聚会，时常举办小集，相从谈论诗文。
乾隆十九年（1754年），钱大昕中进士，又被擢升为翰林院侍讲学士。
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钱大昕参与编修《热河志》，与纪昀并称“南钱北纪”。
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钱大昕授翰林院编修。 期间，他常与同年褚寅亮、吴朗等研讨《九章算术》和西洋测量三角的方法。礼部尚书何国宗曾经在钦天监任职时间很长，慕名往访钱大昕，对他对天算之学的论述极为赞赏，把钱大昕比作汉代天文家贾逵。
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钱大昕在大考（清翰林、詹事的升级考试）中获二等一名，擢右春坊右赞善，充武英殿纂修官及功臣馆纂修官。
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钱大昕奉命充山东乡试正考官。
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钱大昕充会试同考官，寻充《续文献通考》馆纂修官，其秋迁翰林院侍读。冬，奉旨署日讲起居注官。
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钱大昕奉命充湖南乡试正考官。
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钱大昕在大考中获得一等第三名，被提拔为侍讲学士，不久后充任日讲起居注官。
乾隆三十年（1765年），钱大昕奉命充浙江乡试副考官。同年，充会试同考官。
渐倦宦场
钱大昕
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因父亲察觉到钱大昕厌倦仕途的用意，便敦促他尽早入京复职。 钱大昕只能返京。年底，钱大昕开始研读《说文解字》。
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五月，钱大昕将之前钞存的诗编订成诗集十卷。
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钱大昕充《大清一统志》纂修官。
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钱大昕补翰林院侍读学士，会试充磨勘官，殿试充执事官，之后充任三通馆纂修官。
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钱大昕奉旨入直上书房，教授皇十二子永璂书法。十一月，擢詹事府少詹事。
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钱大昕奉命充河南乡试正考官，随后就任广东学政。
辞官讲学
钱大昕
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因去职后家境窘迫，钱大昕应两江总督高晋之邀，赴钟山书院执教，聊以改善生活。
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廿二史考异》正式完稿。 其后的十年间，钱大昕的作品大量涌现，是继《廿二史考异》之后的又一个高潮。
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钱大昕自编《钱辛楣先生年谱》一卷，补《金石后录》二卷。
乾隆五十年（1785年），钱大昕应巡抚章攀桂之请，出掌娄东书院。
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钱大昕撰《王世贞年谱》一卷及《通鉴注辨正》二卷。
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钱大昕应聘修《鄞县志》三十卷，编撰《鄞县志辩证》《天一阁碑目》二卷及《疑年录》四卷。
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钱大昕应聘任紫阳书院院长。当时，受业于钱大昕门下者，不下二千人，都是秉实事求是精神精研实学者，如此前典试外省时之门生邵晋涵、李文藻，又如书院学生李锐、夏文焘、朱骏声、孙星衍、钮树玉、潘世恩等。 此后十六年，钱大昕往返于嘉定，苏州之间，遍交吴中名士与藏书家，醉心交流学术研究。其与戴震、王念孙、王鸣盛、黄丕烈、顾广圻相互切磋，于经史文义、音韵训诂、典章制度、氏族地理、金石、历法，无不精研。
乾隆五十四年（1790年），钱大昕校补《风俗通义》，并重订《金石录》，共得两千通。
乾隆五十六年（1792年），钱大昕补《唐学士年表》《五代学士年表》《宋学士年表》各一卷，撰《元氏族表》四卷、《补元艺文志》四卷。
嘉庆四年（1799年），嘉庆帝亲政，廷臣多次致书劝钱大昕复出，他都婉言相拒。
嘉庆九年十月二十日（1804年11月2曰），钱大昕逝于紫阳书院，终年七十七岁。
史学
钱大昕主张把史学与经学置于同等重要地位，以治经方法治史。 进而将小学、天文、舆地、制度、金石、版本等原本经学的分支学科抽离出来，并使之成为史学研究的辅助学科。钱大昕的这一做法，极大地丰富了史学的研究手段，提升了史学的研究层次。 自《史记》《汉书》，迄《金史》《元史》，一一校勘，详为考证。萃其平生之学，历时近五十年，撰成《廿二史考异》，纠举疏漏，校订讹误，驳正舛错，无论是研究广度和深度都优于同时期其他考史著作。 他还完成了《元史氏族表》《补唐学士年表》《十驾斋养新录》等示范性的作品，而这些作品即构成了史学考据的狭义“范式”。并且他带动了邵晋涵、洪亮吉、孙星衍等学者同治史学，一定程度上扭转了重经轻史的风气。
《潜研堂文集》
其政论文不多，但针对性强，体现了其经世致用的文学思想。具体说来，其政论文涉及文字狱、君王纳谏、君王暴力、赋税、法治、妇女守节等不同方面，见解独到，颇有思想深度。如《帝王大度》 篇列举了唐宣宗先误以文字罪裴恽，然后能因户部韦澳奏言而“自悟其错”，以及唐文宗不讳己名的例子，对当时实行文字狱的统治者的自私专横进行了有力的批评。而《洛蜀党论》一文，钱大昕甚至直言不讳地指出：“夫摭语言文字之失，陷人于罪，纵使幸而得逞……犹为士论所薄。” 表达了钱大昕对文字狱的不满。至于国家加赋一事，钱大昕观察更细致，其《记加徵省卫运军行月粮始末》反映了乾隆后期横征暴敛、肆意加赋的现象。 而其《大学论下》 一文更是深刻揭露了统治阶级想方设法变相加重人民负担以及统治阶级内部大鱼吃小鱼，巧取豪夺的黑暗现实。 钱大昕这类文章在写法上继承了中国古代政论文的优秀传统，论点鲜明突出，论据充分，结构谨严，气势磅礴。
钱大昕的杂记文或叙事，或写人，或就事论理，或兼而有之。毕沅承御赐为其母筑祠，钱大昕承命而作《封一品张太夫人祠堂记》。记叙了毕沅母张氏教子有成及毕沅功成不忘母的事氏迹。因毕沅被喻为当世之欧阳修，钱大昕有意将毕母与欧母比较，通过对比得出张氏其才其遇胜过欧母 ，赞扬了其崇高的母德及毕沅的不忘恩泽。《弈喻》以简洁之语叙写观弈与对弈，以旁观和对局的巨大差别为喻说明察他人过失易、见自己过失难的道理，并对文人相轻、彼此相嗤的通病痛下针砭。 在记文中，钱大昕不喜欢过多的描绘，却专情于具体问题的考证议论，没有纯粹描写山川景观的记文，即使是在叙事明显的记文中，亦总是留有学术考证的烙印。《游茅山记》《西溪别墅记》《放生池古泉记》等从篇名上看应着重写景，但实则还是倾向于议论和考证。《海盐县瑞麦记》看题应重在叙事描写，而钱大昕却就麦的“一束二缝”之义详加审证，其考证的爱好与精神于其记文亦可见一斑。除了注重考证、访碑等一类学术色彩浓的记文，钱大昕还有一些记文倾向于功德的歌颂，如《崇实书院记》《虎丘创建白公祠记》《饶阳县新建文昌阁记》《张氏墓庐记》等；有些记侧重于言行的议论，《半砚斋记》以岑渚的“因半砚得全砚”就“适然心态”发表感慨，《可庐记》论说应随遇自足，视宫室之美犹庐舍，“感浮生之如寄，将好修以为常”；有些记如《芥舟山房记》则纯粹叙写了一段作者感兴趣的辩论等等。
2.体裁
就文体而言，其散文可分为十四类，其中书传、序跋、铭状等尤为精粹。
钱大昕的书、传数量不少。书凡四卷，是钱大昕与友人之间的论学书札，或告知、或答问、或质疑、或论难，或议论、或抒情、或叙述，言之有物，实事求是，知识面宽，涉及推步之学、声韵学、舆地、官制、郡县考证、史记中的知识考证等。这些书信不仅体现了钱大昕的交友情况，而且从不同层面展示了钱大昕追求知识的执着及其问学的谦虚和实事求是精神。钱大昕作传亦有四，作传的对象既包括立下赫赫战功的忠勇之士，也涉及到志仁至孝的孝子和忠贞有节的烈女节妇，而涉及内容最多的是学者、名儒传，如《严衍传》《胡渭传》《惠栋传》《戴震传》等，是研究清代学术的宝贵资料，《清史稿》中的若干人物列传即源出于此。
钱大昕的序跋文凡十卷，多讨论学术问题。其中序文四卷，或为事序，交待事情发生的来龙去脉，如任山东、湖南、浙江、河南乡试主考官时，即分别写下《山东乡试录序》《湖南乡试录序》《浙江乡试录后序》《河南乡试录序》等；或为送别序，如《送李素伯之任恩平序》《送俞楠园教授苏州序》等；或为赠序，如《赠邵冶南序》《赠谈阶平序》等；或为寿序，如《述庵先生七十寿序》；或为书序，如《味经窝类稿序》等等。跋文六卷，主要有为文人文集、诗集作跋，如《跋陶渊明诗集》等三十余篇；为史书作跋，如《跋汉书》《跋三国志》《跋资治通鉴》等；为志书作跋，如《跋三山志》《跋吴郡志》等；为各种碑帖、墓志作跋，如《跋西岳华山碑》等。这些跋成就较高，李慈铭曾加以评论：“予每阅《鲒埼亭》《潜研堂》两家题跋，深叹其学之无所不赅，令人茫然莫测其涯涘……其读书精细，为前人之所未有。”
钱大昕的铭状文不少，一方面，由于文名卓著，钱大昕应邀写了很多墓碑文，如《光禄大夫经筵讲官太子太保刑部尚书秦文恭公墓志铭》《工部左侍郎汪公墓志铭》《太子太保兵部尚书湖广总督世袭二等轻车都尉毕公墓志铭》等；另一方面，由于为人和善，钱大昕广交众友，与亲戚朋友有着深厚的情谊，很主动地为逝世的亲朋好友写下铭状文，如《祭亡妻王恭人文》《西沚先生墓志铭》《李南涧墓志铭》等。这些铭状文大都能简明扼要地介绍逝者的生平事迹，概括墓主的功勋业绩，而有些墓主很少有勋业政绩可以称述，钱大昕则采取从虚处落笔的手法，或以朋友的交游聚散感叹著文，或以亲人的存亡离合感叹成篇，充满了缠绵呜咽的情韵，同时，钱大昕喜欢选择典型事例来表现人物的精神性格与品德，并将自身纳入其中，从而将这些实用性的墓志、祭文写成情辞并茂、声泪俱下的绝妙文字，为墓志铭的写作别辟一途。
3.特色
钱大昕散文条理清楚，说理透彻，语言结构无回环曲折之感。其论说文中心突出，论点明确，论据充分，论证有力，且开门见山提出自己的观点。《春秋论》开篇即力辨以文字为褒贬之说，而强调其要点为如实纪事。《轮回论》开头即摆出自己的态度，批评始为轮回之说者的欺天诬神。《梁武帝论》开言即论说拒谏自矜者，国虽安必亡，后摆事实逐条分析，梁亡不因昏、怠、淫、侈和权幸，最后反复论证作结，梁亡于拒谏自满。其记文一般先交待作“记”缘由或介绍作记对象，然后结合历史，发表议论作结，思路清晰明了，如《石鼓亭记》《可庐记》《抱经楼记》《五砚楼记》等。其考证性的书文，也喜欢在文首即交待论述的对象，如《与徐仲圃书》《答谈阶平书》《与孙凤阳书》等。钱大昕有些散文也喜欢开头叙述或分析，末尾作结，点明议论中心。钱大昕的序跋文短则几十字，长则几千字，旨在表述清楚，使得阐释的疑难变得明了。
钱大昕的散文创作还具有语言简朴，中和含蓄的特色。钱大昕反对为文言词华丽，主张文风质朴，辞约而理精，文章底蕴深厚，颇具语虽简意颇丰的艺术效果。吴孟复于《清文举要》序中称：“若钱晓征、王怀祖、段若膺文亦简洁，非皆‘繁碎缴绕’如惜抱所讥者也。” 段玉裁所言“其气和，故貌不矜张”，“其书味深，故条鬯而无好尽之失……辩论而无叫嚣攘袂之习。”如欧阳修虽果敢而不叫嚣跋扈，虽畏祸而不颓丧绝望，其人生哲学表现为崇尚中和之性，沉稳平静，时刻保持心理的平衡。
4.理论
钱大昕提倡明体致用，文以贯道，这是他关于文学功能的基本观点。在他看来，“夫文之体，奇正、浓淡，本无定法，要其为文之旨有四，曰明道，曰经世，曰阐幽，曰正俗，有是四者，而后法律约之，夫然后可以羽翼经史，而传之天下后世。” 此四者归结到一点，就是于世有用。钱大昕认为“德可以润身，文足以经世” ，“儒者立言，当为万世生民虑” ，“文章须有裨名教，经史自可致治平。” 他还以此为标准来评价经典与“儒者”的价值。在《世纬序》中，钱大昕称赞《世纬》一书，原因是其“凿凿乎乃经世之论”。
钱大昕的“文以贯道”体现了“尚实斥虚”的思想取向。因此，他对韩愈《原道》篇颇为赞赏，认为“退之《原道》一篇，与孟子言仁义同功。‘仁与义，为定名；道与德，为虚位’二语胜于宋儒” 。他指出“是道不外乎五伦”，并且申述：“将虚无作为道，足以使国家灭亡；以日用为道，则是尧、舜、三代的功勋伟业。” 主张以“道不远人”，“日用为道”来达到经世致用、匡救时弊的目的。
钱大昕提倡致用之文，自然就主张为文当直奔主题，务求实用，不可枝蔓，更不能卖弄技巧，追求华丽，以文害义。他所赏识的是“学者之文”、“不枝之文”，对“雕虫绣帨”之文则发出了“奚多何为”的感叹，认为言之立者，一以贯之，“非徒组织其词以为丽，诘屈其句以为功者也” 。钱大昕赞誉《世纬》“指陈利病，洞达古今，其言要而不烦，其道简而易行”，认为《世纬》的著作者袁袠是“真有体有用之儒” 。钱大昕认为必须“求道于经，以经为文”是为文的基本原则。在他眼里，作为载道之书的《六经》是不枝之文的典范。他说“夫《六经》定于至圣，舍经则无以为学” ，并由此赞美秦蕙田“求道于经，以经为文，当世推之曰通儒，曰实学，不敢仅以文士目公，而其文亦遂卓然必传于后世，此之谓能立言者” 。
书法
钱大昕书法以隶书见长，作品多以楹联为主，而联语多为自撰，其书其文，无不充满文人气息：书法古朴苍厚，辞句典雅不俗。在钱大昕的故乡嘉定博物馆藏联“名酒过于求赵壁，异书浑似藉荆州。”藏于辽宁博物馆的有“天下朋友皆胶漆，万古云霄一羽毛”。早在青年时期，钱大昕就已有深厚的文学功底，作诗受到沈德潜的好评，故他所撰联语文辞清新脱俗，温婉雅致，透出文人气息。他的对联多以隶书出之，古朴厚重，俊逸沉着。
钱大昕的隶书作品风貌，与其审美之崇尚“古雅”是一致的。古朴典雅、遵循汉隶笔法，用笔源自金石，以中锋为主、笔画沉着稳健，不事雕琢。结体以乙瑛碑为基准，墨色浓黑凝重。其作为一为学者，在隶书上，并未形成自己独立的风格特征。
钱大昕篆书讲究笔画匀称：“古文中丰而首尾锐，小篆则丰锐亭匀。叔重采录古文，而小篆笔法书之。”其指出大篆的线条特征是中段丰腴，首尾锐利。小篆则线条均匀，粗细变化不大。其次，他认为，学习篆书要从识篆字开始，从《说文解字》入手，许慎的文字学功力是时人难以企及的。其书法的一个特点是擅长在字形上下功夫，用一些不常用、不常见的字形。钱大昕的篆书婉转流畅，端庄秀丽，以二李风格为主。主要代表有三通碑刻：《重修苏州府学碑记》《嘉定县折漕报功祠复祀碑记》《许云鹏及夫人墓志盖》。
钱大昕书法
钱大昕的行书，包括他的行书立轴、行书尺牍、题跋家书等。行书立轴以行楷为主，端庄大方，沉着厚重。钱大昕的手札，工稳秀气，充满文人的书卷气，楷书细致精巧、行书间带有草书，流畅自如。其行草书手札，则面貌不一，或端庄雅致，或精省干练，则又折射出了一代大家的平易潇散、不拘一格的一面。
教育
钱大昕自幼便受多位恩师指点，更得到王峻、沈德潜等人的荐举提拔，前辈之教育影响了他一生，他便将这种教育理念、教育方法传承下去。钱大昕投身到教育事业中，有很大程度是受老师王峻的影响。钱大昕归田后，历任三大书院院长，执教二十多年，教育活动在其一生的学术活动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他的教育活动形式多样，包括，书院讲学、主持科考、提拔后学、记载热衷于从事教育事业之人及事迹、阐述教育思想。
钱大昕在讲学过程中，始终贯彻其“实事求是”的治学原则，提倡实学，反对虚华之学。在与学生谈论治学之方法是，强调不可浮慕虚名，士子深受其教，学风渐变。 以此为基准，他在执教的几十年中，培养了大批的学子，他们中多数都学有所成。钱大昕主持钟山书院四载，“及门经指授成名者甚众，而韩明府廷秀、董方伯教增、谈广文泰、孙州牧源潮、鲍文学链，尤所奖赏” 。主娄东书院三年间，“所赏者如陆君元吉、杨君云激、陆君学钦、汪君学铭、胡君金浩，暨萧君揆抡、沈君端靖，皆一时之彦也” 。后移主紫阳书院，在这里钱大昕渡过了他人生最后的十六年，培养人才可谓名流辈出，“如陈工部鹤（陈鹤）、潘户部世环（潘世璜）、少司农世恩（潘世恩）、陈户部钟麟（陈钟麟）、叶太史绍本（叶绍本）、吴殿撰廷琛（吴廷琛）、顾庶常药，皆赏识于末第之先，而自谓赖府君造就玉成者也。”
《恒言录》
在《十驾斋养新录》中，钱大昕对姓氏的分合演变、系姓于名前、古人姓名分割等现象，以及一些具体的姓氏问题都进行了探讨分析。在秦之前，姓氏具有明贵贱、别婚姻的作用。天子只有姓；贵族有姓，也有氏；平民百姓既无姓无氏，只有名。两个人只要姓不相同，就可以通婚。到了战国时期，姓与氏合而为一，人们往往以氏为姓。对于姓氏由分到合的演变原因，钱大昕认为主要在于“战国分争，氏族之学久废不讲” 。
音韵学
钱大昕所提出的“古无轻唇音”、“古无舌上音”理论，已经为学者所公认，影响最为深远。其“古无轻唇音”理论是指三十六字母中的轻唇音“非敷奉微”这组音，在上古时与重唇音“帮滂并明”的读音是相同的，他认为在六朝以后，“非敷奉微”这组音才从“帮滂并明”中分化出来。钱大昕主要依据先秦两汉古籍中的异文、音注等材料，总结、归纳中古的某些声母在上古是否存在，进而判断上古声母的种类，得出“古无轻唇音”。对于这结论的可靠性，钱大昕还通过《广韵》反切用字、方言俗语等不同角度进行补充论证。从《广韵》的反切上字来看，钱大昕发现《广韵》中轻唇音较少，并且都能读作重唇音，这也能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唇音本来应只有一组，无轻重唇音之别。
《十驾斋养新录》
钱大昕在声调方面的研究相对较少，在《十驾斋养新录》中主要集中在对四声起源和具体字词平仄的分析上。对于反切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反切的起源、反切注音的古今变化和古注反切的利用三个方面。钱大昕在坚持中国本土创制反切的观点时，已经注意到反切产生与汉语词中的双声叠韵现象有关。 他在《十驾斋养新录》“双声叠韵”条中指出：古人喜欢以双声叠韵的方式来给自己以及自然界的名物取名。 不仅如此，来源于民间歌谣的《诗经》也是以双声叠韵为文。 据此，双声叠韵成为钱大昕转音说的基础，他认为双声叠韵是丰富语言词汇的基础语音手段。 钱大昕自然而然地把双声的理念也带了古韵文的押韵之中，开始把双声叠韵相结合用于经籍训诂，并用之解释出韵现象。
金石学
《潜研堂金石文跋尾》
钱大昕通过数十年的积累，其金石收藏达到两千余通之多，这一数量，在清代270年间的金石收藏领域也是非常突出的。钱大昕主张，“金石之学，与经史相表里。”在其金石跋尾中，钱大昕他本人就是贯彻这一金石佐史的观念的。一方面，以金石文字证订史实，考证历史典籍，辨别真伪；另一方面，通过其淹博的史学、地理、官制、音韵、文字等多方面的知识来考释碑文，补全缺泐内容，证正碑文偶误之处。
在历代碑刻中，除了石经之外，许多碑文都出自民间，包括墓志、寺庙题铭、山川名胜刻石等。因此，其中文字与官方使用的正体字是有出入的，最明显的就是俗体字多，书写不规范的情况很普遍。钱大昕通过考辩，对文字的形体进行了辨正。 在辨正俗体字的同时，钱大昕还能依据字书，考定文字流变的轨迹。如《潜研堂金石文字践尾》卷一《校官碑》：有“亲阪宝智”、“师作朋”句，钱大昕引《说文》云：“坚也，古文以为贤字。”《公羊传》：“郑伯坚卒。”最后认为“盖、贤本一字，古今异文。其碑‘透豆’作匮’，为籀文之变。”卷二《严山纪功碑》碑文有“柰月己酉朔”句，钱大昕据此考证数字“柒”的来源。 钱大昕对俗体字的研究是其系统研究之发端，后来清代赵之谦有《六朝别字记》，近代罗振玉有《碑别字》，都受钱大昕的影响。
钱大昕继承了欧阳修以来以金石文字与传世典籍互证的优良传统。既能用金石考校典籍，又能用传世文献和其它材料鉴定石刻的真伪。他用金石材料补充了正史的疏漏，用开成石经校勘传世十二经。同时，他也能通过考证，发现碑刻拓本的真伪。他通过唐李华的《善无畏三藏和尚碑铭并序》和严郢的《不空和尚碑》来鉴定《三藏无畏不空法师塔记》有四处值得怀疑，故而认定其为后人妄托无疑。他又从书法的角度分析《淮源桐柏庙碑文》，认为该碑“分隶颇有法度”，但“少汉人淳古之气”，因而只能是元代吴炳摹刻而非汉代原刻又如他从碑文句意不通，“隋——随”书写之异，认为《左屯卫大将军姚辩墓志》是“后人据搨本钩摹入石。”
钱大昕还能从实践中总结金石括例。不同朝代、不同类型的碑刻文献，无论是书写风格、行文内容，还是碑体的制作款式，都有所区别。早在宋代，《隶续》就以文字描述和摹图的方式对石刻的款式，文例、图例进行了总结。之后，元代潘昂霄的《金石例》将历代碑志文分为二十类。在此基础上，钱大昕非常注意向宋儒学习，在自己的践文中，往往以随文条记的方式，总结了一些碑刻的体例特征，如《泽州开元寺神钟记》条云：“此铭携于钟上，字画亦秀整，不失唐人规矩。宋以后钟款，多隐起作阳文，非古制也。”《尊胜陀罗尼经》践文云：“唐石幢多不列书人姓名，此幢亦然。”钱大昕研读金石注重括例，对后代金石括例之学也有一定的影响。道光十二年（1832年），李瑶在卢见曾《金石三例》基础上纂成《金石四例》。光绪十一年（1885年），朱记荣编成《金石全例》，收入著作十种，专论金石之例。
钱大昕（自评）：官登四品不为不达，歳开七秩不为不年，插架图籍不为不富，研思史不为不勤，因病得闲，因拙得安，亦仕亦隠，天之幸民。
阮元：国初以来诸儒，或言道德，或言经术，或言史学，或言天文，或言地理，或言文字音韵，或言金石诗文，专精者固多，兼善者甚少，惟嘉定钱辛楣先生能兼其成。
江藩：①此先生说经之大略也。至于辨文字之诂训，考古今之音韵，以及天文、舆地、草木、虫鱼，散见于《文集》、《十驾斋养新录》者，不下数万言。②先生不专治一经而无经不通，不专攻一艺而无艺不精……戴编修震尝谓人曰“当代学者，吾以晓征（即钱大昕）为第二人”，盖东原（即戴震）毅然以第一人自居。然东原之学以肄经为宗，不读汉以后书。若先生学究天人，博综群笈，自开国以来，蔚然一代儒宗也。以汉儒拟之，在高密（即郑康成）以下，即贾逵服虔亦瞠乎后矣，况不及贾服者哉！
钱泳：掌教苏州紫阳书院者十余年。其学无所不通，所著有《廿二史考异》《金石文跋尾》《十架斋养新录》《潜研堂诗文全集》《三统历述》诸书，精深纯粹，贯综百家，是合惠、戴两家之学而集为大成者也。余尝谒先生于书院，听其言论，娓娓不倦，大江南北学者，莫不推尊先生为第一人。
凌廷堪：学问体大思精，识高学粹，集通儒之成，祛俗儒之弊，直绍两汉者，惟阁下（钱大昕）一人而已。
袁翼：先生钟光岳气完之运，立尧舜赓歌之廷，年甫及艾，养疴里门。虽位止九卿，功业未显，而道德文章中外仰之如泰山北斗。著述之富网罗百家，沾溉艺苑。高丽使臣在都购其诗文集，鬻诸国中，与香山之日本新罗钞写其本者亦复相似，故翼谓先生即我朝之白傅也。
段玉裁：①夫自古儒林，能以一艺成名者罕，合众艺而精之，殆未之有也。若先生于儒者应有之艺，无弗习，无弗精。②始以辞章鸣一时，既乃研精经史，因文见道，于经文之舛误、经义之聚讼而难决者，皆能剖析源流。凡文字音韵训诂之精微，地理之沿革，历代官制之体例，氏族之流派，古人姓字、里居、官爵、事实、年齿之纷繁，古今石刻画篆隶可订六书、故实可稗史传者，以及古九章算术，自汉迄今中西历法，无不瞭如指掌，至于累朝人物之贤奸，行事之是非疑似难明者，大典章制度昔人不能明断其当否者，皆确有定见。③若先生于儒者应有之艺，无弗习，无弗精。其学固一轨于正，不参以老、佛、功利之言。其文尤非好为古文以自雄坛坫者比也，中有所见，随意抒写，而皆经史之精华。其理明，故语无鹘突；其气和，故貌不矜张；其书味深，故条鬯而无好尽之失，法古而无摹仿之痕，辨论而无叫嚣攘袂之习。
钱大昭：观生平所作，溯源汉魏，出入唐宋，腹贮万卷，而不㞕以挦扯涂抹为事。胸有智珠，而不肯以纤缛佻巧为能。舂容渊雅，蔚为大宗，诗集之刻，其亦奚可缓乎？
王昶：①君聪颖非常，髫丱时，即有神童之誉。以召试人内阁，再人词垣。覃研经史，根柢精深。诗赋之外，究心数理，精蕴历象考成，能通中西之学。②君弱冠，与东南名士吴企晋、赵损之、曹来殷辈，精研风雅，兼有唐宋。③官翰林十余年，所进应奉文字及御试诗赋，恒邀睿赏。故诗格在白太傅（白居易）、刘宾客（刘禹锡）之间，文法欧阳文忠、曾文定（曾巩）、归太仆（归有光），从容渊懿，质有其文，读其全集，如见为端人正士也。
赵尔巽：大昕始以辞章名，沈德潜吴中七子诗选，大昕居一。既乃研精经、史，於经义之聚讼难决者，皆能剖析源流。文字、音韵、训诂、天算、地理、氏族、金石以及古人爵里、事实、年齿，了如指掌。古人贤奸是非疑似难明者，典章制度昔人不能明断者，皆有确见。
王国维：有清一代开创学术者三人，曰昆山顾先生，曰休宁戴先生，曰嘉定钱先生。国初之学创于亭林（顾炎武），乾嘉之学创于东原（戴震）、竹汀（钱大昕）。亭林之学，经世之学也，以经世为体，以经史为用。东原、竹汀之学，经史之学也，以经史为体，而其所得，往往裨于经世。盖一为开国时之学，一为全盛时之学，其涂术不同，亦时势使之然也。
陈寅恪：新会陈援庵先生之书，尤为中华学人所推服。盖先生之精思博识，吾国学者，自钱晓征以来，未之有也。
陈垣：《日知录》在清代是第一流的，但还不是第一，第一应推钱大昕的《十驾斋养新录》。
王俊义：钱大昕是人们熟悉的乾嘉学者，以其所著《二十二史考异》与王鸣盛、赵翼齐名。长期来，一些著述论及钱大昕在学术上的功过得失时，总是列举其如何勘正旧史之疏漏，校订史书传写刊刻之衍脱，及考证历来史注之舛谬，如此等等。似乎他只是一个纯粹的考史学家，是乾嘉学派中“为考证而考证”的典型代表。但钱大昕并非只钻故纸堆，专搞烦琐考证，他没有脱离现实的政治斗争，现实生活中的各种问题，在其学术著述中都有程度不同的体现。
周清澍：钱氏是乾嘉时期学识最渊博的史学家和若干学科的倡导人。
杜维运：历史考据学于是遂富有科学之精神，而与现代史学家之考订史料方法，大半吻合，仅以考据盛，而于考据用力最大，成就最多，方法最谨严，使人罕有可乘之隙者，则不能不推钱大昕，十八世纪中国之史学，虽谓之钱大昕时代，亦无不可。
汪荣祖：钱大昕著有《廿二史考异》《十驾斋养新录》等书，因其学识宏富，每能订正史籍的讹误，推理论史，亦常能发千古之覆，他尤其能辅助学科，如天文、地理、制度、杂史、金石、版本、蒙文来治史。他于史学的成就以官制为最，对历代官制的演变，考证精详；其次氏族，对各时代氏族的流派，了如指掌。这些都应是陈寅恪推重钱大昕的原因。
王记录：钱大昕的学术见解与主张，既体现了乾嘉时期的学术特点，又在某些方面超越了那个时代；“实事求是”是钱大昕治学的核心；钱大昕以考据着称，但又不忽视经世致用的的学术传统，并对现实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在经史关系上，钱大昕继承清初顾炎武、黄宗羲尊经重史的思想，提出“经史无二学”，论述了史学研究的社会意义，为学术发展纠偏。钱大昕的思想与学术渊源是多方面的，宋代诸学者、清初顾炎武、浙东学派以及戴震等都对钱大昕有影响。与其说钱大昕是吴派，毋宁说他为学另有渊源。钱大昕吸收众长，加以自己的主张见解，独辟蹊径，其为学精神与学术气概，既非惠学，也非戴学所能概括。钱大昕为学，巍巍然可自成一系。
余英时：钱氏虽不持“六经皆史”之说，但“经史不二”或“经史无别”的论点则将“史”提升至与“经”完全相等的地位。钱、章两氏在这一点上显然是殊途同归的，所以此序可以看作清代史学家的“独立宣言”，它和章学诚论六经皆史诸篇都是清代中期学术思想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要文献。
张淑艳：乾嘉时代最负盛名的史家，考据学的巨擘钱大昕因所著《廿二史考异》成为考据史学的不刊之作，所以一直被后世史家目为清代考据史学的代表人物。细检其文字，其学术成就绝非仅限于考据，他的经世致用的治学思想，却一直为考据成就所掩。钱大昕主张“文须有益下”，提倡儒者之学应务实用，并注重史学的资治作用和社会效益，将学术研究与时代的脉搏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此种治学精神，颇足称道，对今日学者治学亦会有所启迪。
戴逸：钱大昕是中国18世纪站在时代前列的、卓有贡献的学者，是乾嘉时代的史学大师。
清代陈诗庭绘《潜研老人小像》
施丁：①钱大昕的考与论，几乎不引据经义礼法，只是考而后言，强调实事求是。故我以为，钱大昕的实事求是史学，不只是历史考证，不只是方法问题，而是重要的史学思想，是中国史学的一大特点及优良传统。②钱氏大多是考史所及，即兴发论，也有的是为发论而特意考究的。他往往有感于世情，而又不敢大胆地讥刺时政。因此，其论不免吞吞吐吐，其言大多支离琐碎，显然不是纵情发论，没有系统全面地总结历史经验教训。这是历史的局限性。但钱氏是个有良知的正派学者，其师古之是，言简意赅，还是颇有意味的。
虞万里：清初以迄乾嘉，学者一反元末明初空疏之学，提倡实事求是，但一些学者也就此自视甚高，如戴东原等。唯钱大昕，其功力、学识堪称一流，造诣、成就与惠栋、戴震相伴，而自自一派，治学范围之广，又实过之，但其平心静气、谨慎谦雅之风范，却戛戛独标一帜，与众不同。这位学术巨子在其勤奋著述的一生中所体现出来的“博而屏守，默而湛思”的风范，“实事求是”、“无征不信”的精神，平允谦和、薄责于人的学德，是宝贵的精神财富。
许苏民：钱大昕的“难得模棱”与郑板桥的“难得糊涂”一样，都反映了有良知的中国知识分子在专制暴政下既要抗争又要谋求生存的悲凉心态。然而，即使在这种充满恐怖的社会政治氛围内，乾嘉时期那些最杰出的学者们依然在学术领域潜心开拓，探寻着中国学术的近代转型之路，并且通过经史考据来表达其反抗专制暴政的思想和近代人文主义的诉求。钱大昕就是这一时期以豪杰精神治学而成为一代史学大师的杰出学者之一。
路新生：钱大昕作为一位清代的汉学大师，乾嘉年间主流派学术的重要代表人物，却并非一心如枯井，死水微澜，仅断断于音韵，度数，考据的章句小儒。其沛然的文论，奔涌的史论以及深刻的"理"论，无不清晰地折射着强烈的"时代精神"。从钱大昕的治学中实可反映出乾嘉考据学者的一般治学倾向来。
钱大昕去世后，他的子侄、女婿、弟子们都曾对其著作进行过整理。清嘉庆十一年（1806年），钱大昕次子钱东塾将他已刻及未刻著作合编为《潜研堂全书》凡十七种，计有：《廿二史考异》一百卷，《三史拾遗》五卷，《诸史拾遗》五卷，《通鉴注辨正》二卷，《洪文惠公年谱》一卷，《洪文敏公年谱》一卷，《陆放翁年谱》一卷，《王伯厚年谱》一卷，《食州山人年谱》一卷，《元史艺文志》四卷，《元史氏族表》三卷，《潜研堂金石文跋尾》二十五卷，《潜研堂金石文字目录》八卷，《十驾斋养新录》二十卷、《余录》三卷，《三统术衍》三卷、《钤》一卷，《潜研堂文集》五十卷，《潜研堂诗集》十卷、《续集》十卷。道光二十年（1840年），钱东塾之子钱师光将此本重印。
光绪十年（1884年），长沙龙氏家塾刻《嘉定钱氏潜研堂全书》，在《潜研堂全书》基础上增加了《声类》四卷、《宋辽金元四史朔闰考》二卷、《恒言录》六卷、《疑年录》四卷、《风俗通义逸文》一卷。胡元常将《潜研堂金石文践尾》二十五卷整理为二十卷。
《嘉定钱大昕全集》
除自身著作外，钱大昕还参与了一些书籍的编纂与修订，其年谱记载的有：《五礼通考》《热河志》《地球图说》《续文献通考》《续通志》《音韵述微》《大清一统志》《南巡盛典》《天球图》《鄞县志》《嘉庆长兴县志》等。
默坐观弈
钱大昕观弈
藏书甚富
钱大昕家富藏书，举家经史子集，考证文字得失。藏书处有“十驾斋”、“潜研堂”、“孱守斋”，宋刻元版手抄之本，达数十种。藏书钤有“万经”、“平生一片心”、“纶阁舍人”、“臣大昕”、“瀛州学士”、“东宫亚相”、“游于盛世”、“宫詹学士之章”、“年开七秩”、“南海衡文”、“钱大昕印”、“竹汀居士曾观”、“文学侍从”等印章。藏书印有：“竹汀”（朱文方印）、“孱守斋”（朱文方印）、“钱印大昕”（白文方印）、“大昕私印”（白文方印）。钱大昕的自铭砚：钱大昕有洮河老坑自铭砚一台，上铭：泉清堪洗砚，山秀可藏书。落款乾隆三十七年盛夏。并有阴刻“及之”印鉴。
“金石痴”
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工部营缮司窑工在琉璃窑厂取土发现一座古墓，墓主骨骸犹存，墓有石碑埋地下，书墓主墓志。钱大昕闻讯立即赶去，拟拓下碑文。不料此时距发现时已十天，墓主骨骸已移葬，碑亦掩埋。钱大昕极为怅憾：“世竟无拓本，惜哉！”所幸工部郞中孟君㵆已将碑文抄录，钱大昕得以借回审读。 此碑辽保宁十年（978年）所作，所记墓主为辽蓟州刺史、检校尚书左仆射李内贞，钱大昕特为撰写《记琉璃厂李公墓志》并以碑考史，证明碑文所述辽太祖、太宗、世宗、穆宗、景宗祖尊号，皆与史合。又据之补《辽史》所缺。特别是碑文记墓主“…薨于卢龙坊私第，年八十，以当年八月八日葬于京都燕下乡海王村”。钱大昕据此指出“辽南京城因藩镇之旧，唐时闵忠寺在城内东南隅，今之琉璃厂在辽为城东燕下乡，正可互证。而海王村之名，亦好事者所当知也”。可见其对历史文化遗存之珍爱和对金石考证的热爱。
家庭成员
辈分 | 关系 | 姓名 | 简介 |
|---|---|---|---|
家世 | 祖父 | 钱王炯 | 好读书，于四部书无不研究。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补授学官。六十岁时，得孙钱大昕，教他识字和历史故实。 精通小学，主张治学从文字音韵入手，只有辨别清楚了四声清池，才“不为方言所囿”， 自小便教其训诂、音韵。钱大昕得以承其祖父之教。 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逝世，享年九十二岁。诰赠奉政大夫、翰林院侍读。所著有《字学海珠》三卷、《星命琐言》一卷。 |
父亲 | 钱桂发 | 性耿介，年四十方才补学官弟子。以授书为业，诲人不倦。并主持修建宗祠和岁祭仪式。 乾隆二十年（1755年），曾受县令廖运芳之托主持赈灾之事。 诰封奉政大夫、日讲起居注官，翰林院侍读，加一级。有《小山吟稿》三卷。 | |
沈氏 | 嘉定处士沈时俊之女，诰封宜人。 | ||
— | 妻 | 王顺媖 | 诰封通议大夫、光禄寺加一级，新阳县学生王尔达之女。 |
同辈 | 弟 | 钱大昭 | 国学生，嘉庆元年（1795年）举孝廉方正，赐六品顶带。从学于其兄，时有“两苏”之比。参加校录《四库全书》、学问渊博，于经、史皆有造诣。娶候选州同周铭之女周氏。 |
妹 | 钱氏 | 适四库馆誊录、候选州同陈曦之子邑庠生陈濓充，例赠安人。 | |
子辈 | 子 | 钱东壁 | |
钱东塾 | 邑廪生，官吴县教谕。工诗文，善分隶，尤精篆刻。工写山水。 | ||
侄子 | 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进士，改教职，选江宁府学教授。 | ||
钱坫 | 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举人，累官知乾州、兼署武功县。 | ||
钱东垣 | 钱大昭长子。嘉庆三年（1798年）举人。 | ||
钱绎 | 钱大昭次子。潜研经史、金石，一生居乡不仕，以著述终老。 | ||
钱侗 | 钱大昭幼子。嘉庆十五年（1810年）举人，任文颖馆校录官，叙知县。 | ||
女 | 钱氏 | 一适同邑附贡生，侯补布政司理瞿中溶。 | |
一适青浦县诸生许希冲，并浦孺人出。 |
表格：
学术交友
钱大昕一生交友十分广泛，与钱大昕交往之人，据不完全统计，或长辈，或师友，或弟子。这些人中有大昕之启蒙老师钱王炯、曹桂芳、曾佳等人，引其走上从事史学之路的王峻，执经问难的惠栋；有学术挚友王鸣盛、王诞、杨履基等人；有受他提拔之学生李文藻、邵晋涵等人。钱大昕能在学术上取得成就，有其自身的勤奋好学，亦与这些良师益密不可分，他们切碟冢磨，教学相长，多有所得。
关系 | 姓名 | 交往 |
|---|---|---|
师长 | 王峻 | 主持苏州紫阳书院时间最久，钱大昕得其荐举，求学于紫阳书院。 并鼓励其研究史学。 |
惠栋 | 钱大昕弱冠时，即问学于惠栋，与其论《易》，称其“可与道古”。后钱大昕亦多次问经于惠栋，并跟随惠氏游学，故钱大昕在治经方法上深受惠氏之影响，两人在治经之方法见解上有着诸多的共识。 | |
沈德潜 | 乾隆十五年（1750年），代替因病辞去的紫阳书院院长王峻，钱大昕于此时受教于他。其对钱大昕所作之诗尝有赞誉，并将钱大昕与院中其他六人所作之诗刊成诗选。钱大昕撰有《惠先生栋传》纪念。 | |
曹桂芳 | 钱大昕十五六岁时，与同学数十人下其住所，问其经义之学，钱大昕从事于经学之研究，受其启蒙。后钱大昕乞假里居，数次拜访他，其请钱大昕为其读书之所撰《蓉镜堂记》。 | |
秦蕙田 | 钱大昕曾从其游，其称赞钱大昕不为世俗之学。之后钱大昕为其《味经窝类稿》撰序。并为他撰写《光禄大夫经筵讲官太子太保刑部尚书秦文恭公墓志铭》。 | |
王尔达 | 其于钱大昕十五岁应童子试时见其文，大为赞赏，遂招钱大昕为馆甥，将爱女许配给钱大昕，大昕家境贫寒，后移居其住宅。其去世后钱大昕有《祭外舅虚亭先生文》。 | |
学侣 | 段玉裁 | 乾隆三年（1738年），钱大昕因读段氏《诗经韵谱》有感而书信段玉裁，评价甚高， 两人相交始于此时。并应其请求，为其《六书音韵表》撰序。两人论学交往频繁，如段玉裁将其所撰《古文尚书撰异》示钱，对一些观点不苟同，并详细提出自己的论证。后钱大昕主紫阳书院，段多次登门问学。 |
黄丕烈 | 钱大昕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主紫阳书院，移居苏州，与其居处相距不远，故两人因共同之爱好而往来极频繁，互借所藏书籍，结为知己。《竹汀先生日记钞》总共记录了钱大昕所见之古书两百多种，其中记载借阅黄丕烈书就占四分之一。两人除有书籍借阅之往来外，钱大昕亦对黄烈所藏之书或校勘，或题跋。 | |
戴震 | 乾隆十九年（1754年），穷困僚倒的戴震初到京城，而钱大昕独能慧眼识得其才，并称赞为“天下奇才”，并将他引荐给礼部侍郎秦蕙田，戴震因此机会得以结识不少权贵，成为其伯乐。 钱大昕对戴震之学识赞赏有加，《水经注》经注混淆久矣，戴震独得其义例，世人多有反对，而钱大昕却深赞其说。 《潜研堂文集》亦载两人互通书信论学，或论中西历法、或论音韵学问，相互切磋。 | |
王鸣盛 | 二人定交于乾隆七年（1742年），后因王鸣盛向紫阳书院院长王峻推荐钱大昕，两人得以共同在紫阳书院学习，成为同学。 王鸣盛之父亲赏识钱大昕的才华，遂将其女许予大昕，王、钱两人结为亲戚。 钱大昕非常赏识王鸣盛之学识及性情，并为其作墓志铭。 | |
王昶 | 两人所居之地相距甚近，其为钱大昕交友最久者。两人志趣亦相似， 在人生追求上都是淡泊名利，强调重视德行的修养，钱大昕将钱大昕戒名视为其左右铭：“与今人争名，命之曰躁，人其嫉之。与古人争名，命之曰妄，天其忌之。戒之哉！”又曰：“无咎无誉，多誉多惧。” 钱大昕为其作神道碑。 | |
梁玉绳 | 两人在《史记》研究上颇有所得，故就《史记》中之诸多问题进行了多次探讨。梁氏撰有《史记志疑》三十六卷，钱大昕对其评价非常高， 《潜研堂文集》中收录了三封两人学论书信，有时两人就《史记》的某些问题存在意见不同之处，互通书信，阐发各自的观点，梁氏有《答钱詹事论汉侯国封户书》，即钱氏回信之《与梁曜北论史记书三》。 | |
毕沅 | 两人乃同乡，又同朝为官。 在学术上，两人亦多有切磋，毕沅藏书极富，钱大昕借毕沅藏《续资治通鉴长编》阅读。两人共同爱好对金石文字的收藏研究，钱氏见毕公金石文字，为其撰写序文。 |
表格：
墓址
钱大昕墓
1960年1月公布为嘉定县文物保护单位，2000年11月公布为嘉定区文物保护单位。2014年4月被上海市人民政府核定并公布为上海市文物保护单位。
活动
2020年11月28日，“一代儒宗——钱大昕纪念展”在嘉定博物馆开幕。该展也是嘉定博物馆原创年度大展，展出102件钱大昕生平相关珍品，囊括手札、书画、碑帖、古籍著作等，除了嘉定博物馆本馆重要馆藏，展览亦汇聚了上海图书馆重要藏品、部分过云楼旧藏等。开幕式当天，李经国编著的《钱大昕年谱长编》由中华书局出版发布，主办方同时举办了“钱大昕学术研讨会”，多位文史学者围绕《钱大昕年谱长编》的体例、内容以及钱大昕与清代学术、文化等问题展开研讨。
《清史稿·列传二百六十八·儒林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