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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堂蒜薹之歌 编辑
小说以偶然被裹挟进蒜薹事件的高马、高羊和方四婶的经历为情节发展的线索，起初是复员军人高马与方金菊的恋情遭到方家的反对。方家为了给年过40、腿有残疾的大儿子方一君娶亲，与刘、曹两家签了换亲协议，年方20的方金菊将要嫁给45岁并患有气管炎的刘胜利。高马以婚姻法为武器去方家讲理，被痛打一顿。高马去乡里告状，又被助理员杨民政打了出去，因为杨助理员是换亲者的亲戚。后来，高马和金菊私奔被捉回，遭到方四叔的毒打，怀孕的金菊被逼无奈，上吊自尽。种种经历使高马对现实中的一切充满了仇恨。在蒜薹事件中，高马自觉地参与其中，并高呼口号，推波助澜。被捕以后他以“我恨你们”作答，拒绝了为他辩护的安排。在服刑期间，听到方家兄弟出卖金菊的尸骨与曹家结阴亲的消息以后，彻底绝望了，在试图越狱时被击毙。
方四叔在赶着牛车卖蒜薹的途中，被乡党委书记的汽车撞得车毁人亡。方四叔死后不仅没有得到合理的赔偿，反而遭到官府的打压。方四婶被压抑的满腔怒火爆发，放火烧了县长的办公室，并喃喃自语：“老头子，俺给你报仇了。”可见方四婶卷入事件之中是由于方四叔被轧死后未能得到公正的处理郁结在心中的愤懑之情的发泄。在牢房有病未得到适当医治，保外就医回家后，因两个儿子卖金菊的尸体给曹家结阴亲，方四婶愤而上吊自尽。
高羊心地善良，胆小怕事，在权势面前逆来顺受，忍气吞声，是一个任人宰割的羔羊。“高羊”者，羔羊也。她赶着毛驴车去县城卖蒜薹，沿途被强行收缴了各种税费和罚款，好不容易走到蒜薹收购点，却又听到冷库已满、停止收购的通知。高马需要交彩礼，方家要为大儿子娶亲，高羊的老婆刚刚生下一个儿子，他们都需要靠卖蒜薹的钱来维持生计。县里停止收购，又不许外地的人来收购，致使大量的蒜薹腐烂变质，等于断绝了农民群众的生路。农业税、提留费、城建税、市场管理税、计量器检查费、交管、环保、卫生等各种费用和罚款，在没有卖蒜薹之前就强行征收，没有钱就用蒜薹来抵押，致使农民怨声载道，民怨沸腾。怨气冲天的农民群众去县政府请愿，县长这时却不在场，于是终于激化了矛盾，酿成了天堂蒜薹事件。
《天堂蒜薹之歌》取材于现实生活中发生的真实事件。1987年5月，现实生活中发生的一件极具爆炸性的事件——数千农民响应县政府的号召大量种植蒜薹，结果蒜薹全部滞销，县政府官员却没有在意，忧心如焚的农民自发聚集起来，包围了县政府，砸了办公设备，酿成了震惊一时的“蒜薹事件”。这起被报纸报道的事件促使莫言放下正在创作着的家族小说，一共用了35天创作出这部小说。
高羊
高羊是逆来顺受的顺民。他的自尊心和抗争意识早就被消灭了。因为父亲是受管制地主，他从小就受尽欺辱。13岁时（1960年），屈于生产队长儿子王泰的压力，他竟喝了自己的尿。王泰把尿滋到女同学头上，也诬赖是高羊所为，致使后者被学校开除。“文革”时，高羊因为不肯说出母亲的埋葬地点而遭毒打。虽然他一开始就给黄书记下跪求饶，可还是被上了酷刑，并被强迫喝自己的尿。三中全会后，他家摘了地主帽子，土地承包到户，他过上了比他爸妈解放前当“地主”时还好的日子，感到心满意足。但是，他的自卑心理并没改变。他说：“咱这些庄户人家不能跟好人家比较，咱只能跟叫花子比，人就得知足，就得能自己糟践自己。”他的自我歧视已经达到相当深的程度了。
高羊虽然不再因家庭出身而受到非人待遇，可他并没感到自己变成了堂堂正正的人。当他被抓进监狱，盯着和自己关在一起的杀人犯时，才“第一次感到自己是人” 。监狱女医生给他看病都让他受宠若惊，心想“哪怕立刻死在这间监室里，我也够本啦！一个高级的女人摸过我的额头，人活一世，也不过如此了”。后来监狱中的女理发师给他理发时，他又感到“这么高级的女人给我剃过头，死了也知足了”。这种卑屈的喜悦，透露出他长期生活在高压的环境中，深受歧视和欺辱，人格已受到了严重的摧残。
高羊对于不公平的事，绝不会去抗争。他曾劝别人：“忍着吧，忍过来是个人，忍不过来就是个鬼。”他参与暴动纯属偶然。在愤怒的人群包围县政府抗议时，他还同情县长：“县长是一县之主，难道还让他替我卖蒜薹，即使把蒜薹都烂了，也不能让县长去卖蒜薹。”可是，后来他被人裹挟进入县政府，那皇宫般的大楼让他心理产生不平衡。“眼前的所有豪华设施都是那么招他嫉恨”。他不由自主地把仙人掌、鱼缸对准窗玻璃投过去。后来，警察拘捕他时，他都不知自己犯了什么罪。警察打得他发出惨叫。在监狱中，同室的杀人犯和盗窃犯残酷折磨他，逼他又一次喝了自己的尿。受审时，他主动揭发了方四婶点火。之后，他在心里下定决心：“出去后，哪怕人家把屎拉到他头上，他也不骂也不打，不找地方说理。”也就是说，他会永远当一个最驯服的顺民。
三次喝尿，象征高羊在各个时期都受到非人待遇。他从来没能挺直腰杆做人，更别提受人尊重了。
高马
高马是高度自觉的暴民，是那场暴动的煽动者之一。在蒜民围着县政府抗议时，他跳到车上大喊“打倒贪官污吏”“打倒官僚主义”等口号，然后带头把自己卖不出去的大蒜都抛到县政府院里。冲进县政府大楼后，他砸碎了两部电话机，放火焚烧了一批档案，还打伤了一名打字员。他很清楚自己的行为是犯法，事后一直等着警察来抓他。在法庭上，他对审判员们大喊：“我恨不得活剥了你们这群贪官污吏的皮。"审判长说：“党和政府的大多数干部还是好的嘛。”高马立刻反驳说：“天下乌鸦一般黑。”
高马痛恨所有当官者由来已久，并不光是因蒜薹滞销事件而起。他在当兵的时候就总结出来：“当干部就要卖良心，不卖良心当不了干部。”因为得罪了团长小姨子，他没提成干部，反而背了个犯错误的罪名被“复员”了。回乡后，他和金菊热恋，又受到她父母反对，还挨了打。他到乡政府找民政助理告状，杨助理却正好是和方家换亲那人家的远亲。杨助理骂方家兄弟不够狠，对高马说：“要是我，就打断你的狗腿，让你爬回家去。”金菊和高马私奔后，杨助理开车带着方家兄弟，把他们抓了回来，还把高马打得半死，并把后者身上（卖掉一切家产所得）的钱都抢走了。因为金菊已有身孕，她父亲同意她嫁高马，但是要后者先交出一万块钱。高马把全部希望寄托在蒜薹上，可因为他们村原先与外县订的蒜薹合同被本县领导禁止，外县来收购蒜薹，乡供销社领导又派人撵等等原因，大蒜从大幅跌价到最后完全滞销。高马感到自己被逼到绝境，所以才有登高一呼的表现。他被追捕后，金菊没等肚子里的孩子出生，就上吊自杀了。高马听说金菊尸体被卖给别人结阴婚后，试图越狱报仇，结果惨遭击毙。
作品主题
小说以“蒜薹事件”为经，以高羊、高马、金菊、方四叔、方四婶的生活经历为纬，深刻地、多角度多侧面地描写了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农民当时当下的生存状态，以及由此引发的悲剧故事。并剖析了农村文化的落后、思想的贫乏、生存的窘迫，以及导致“方四叔车轮下惨死”、“金菊上吊自杀”种种悲剧发生的原因。并未按读者习惯的模式来进行叙述，而是从“蒜薹事件”发生后，警察抓捕高羊与高马开始，把高马与金菊的恋爱故事与现实中的高羊被抓、高马逃亡交叉叙述。当读者在扑朔迷离而又生动具体的描写中感受着警察的卑鄙无耻、乡助理的以私循法、县长的渎职害民、税务与工商的营私舞弊的场景中，整个情节的面纱也被逐渐揭开。
一、“蒜薹事件”本是可以避免的，却发生了。“蒜薹”价格的不断提高，使天堂县领导者看到了其中的利益，于是天堂县决定大面积种植蒜薹。然而决策者却忽略了后期一系列问题。当因蒜薹滞销，百姓心急如焚的时候，领导不但没有及时出面解决问题，反而自己躲了起来，拔掉电话线，不露面。同时暗中抓紧对百姓盘剥，增收更种名目的税费。当百姓砸碎玻璃、割破沙发表示不满的时候，他们仍旧不出来解决问题，反而增高院墙。天堂县的县长仿佛是一地的土皇帝，掌握一方的霸权。中国有杀人偿命，欠债还钱的古话，可是就因是县长的车出了命案，就可以赔几千元钱就解决问题，这就更加深了百姓的怨恨。
二、“高马、金菊”的悲剧爱情“蒜薹事件”饱含的是政治的批判，而高马和金菊的爱情则是当代农村真正的悲剧。悲剧和时代错位，或许正因为不该发生却发生了，也才更血淋淋的刺痛人心。高马、金菊的悲剧爱情是和当时城市中自由的爱情相对照的，且潜在着城与乡，文明和愚昧的比对。造成高马和金菊爱情悲剧的根本原因是农村经济的不发达。百姓生活穷苦，为了繁衍后代，不得不采取换亲的形式。在旧社会，换亲的发生似乎很正常，然而当换亲发生在80年代，就显得不可思议了。恋爱不自主、婚姻不自主，这早已在“五四”启蒙时代讨论过的话题，又重新摆了眼前。“五四”启蒙的不彻底，值得深思。时间流走了七十多年，只可惜，陋俗依在。虽然城市的街道满是些簇拥搂抱的自由恋爱的男女，而乡村中仍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不可思议之余，我们感叹的是生存的无奈。只有金菊成为这“三换亲”的牺牲品，才能给四十多岁的“大哥”找到媳妇。她任由着父亲、母亲、兄弟的摆布，嫁给她自己并不爱的人。她，不是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而是作为他们的私有财产，为了实现他们的目的，像物一样，被交换着。当她爱上了高马的时候，她才为她自己活着。然而她为自己幸福努力的时候，换来的却是社会的不接受，甚至连她的父兄都不承认她是他们的亲人。她以自杀的方式逃避这个世界，用死的反抗来捍卫些什么。她至死也没让她和高马的孩子来到人间，尽管这个带有灵性的小孩咒骂着父母，迫不及待的想要来到世界。她用切身的体验向孩子解释世界的残忍。金菊在死后也不得安生，方家兄弟对于钱财的贪婪，给她举行了阴婚。阴婚的背后却是落后、愚昧的乡村文化传统。
警察抓捕的马脸青年被扣在马路边的树上，又被过路的车撞死；蒜薹未卖出，四叔却在归家路上被乡委书记的车撞死；看守所里的所谓的死囚不过是因不公待遇而打人一棍，却被判死刑而且上诉未果最后被执行枪毙；金菊在高马被捕后来到高马四壁空空的家中，带着即将临盆的孩子吊死在高马家的门框上；四婶因老伴横死且未得到公正判决而在冲击县府时放火泄愤，在牢里犯病也未得到相应医治，虽然最后保外就医却因换婚亲家掘了金菊的坟而上吊自杀。只有高羊因为胆小怯懦、逆来顺受的个性而得以在劳改中苟且偷生。其他的蒜农也遭受着法律的“公正判决”。虽然在小说的结尾，上级党组织发现并纠正了天堂县的官僚主义作风，相关人员也受到了处分，但农民们的穷困与不幸却还是未见到曙光。作者以一位知识分子的良知站在农民的立场，毫不留情地用笔把农民们的辛酸与屈辱描述得淋漓尽致，让读者在惊心动魄的画面中感到到现实的残酷与可悲。
值得称道的是，在作品中，作者虽然写出了有着阿Q式个性的高羊、徇私枉法的乡助理、害民扰民的税务工商等各色人等以及让人痛恨的披着共产党外衣而不顾人民死活的县长和县委书记等人，让人感到了时代的沉重，同时也塑造了具有反抗精神的高马，同时，虽然用墨不多，但那个军人出身的郑老汉的儿子在法庭上的辩护，也闪耀着真理的光辉。其实，那个军人的形象，正是作者的良心，也是千百万在社会底层苦苦挣扎的群众的心声。而对那些穷困的百姓，作者也并未一味地肯定，而是写出了他们的愚昧与自私。因此，作者是在批判着现实的黑暗的同时，也在批判着人性的丑陋。作者以他犀利的笔锋，撕开了现实与人性的双重表皮，并把真相赤裸裸地坦露在读者的面前，令人振聋发聩。
艺术手法
人物心理分析
一、人物心理的衬托
在小说中高马与金菊作为一对恋爱的人，内心的心理活动是相当丰富的，莫言对他们的心理状态也进行了充分的表现，细腻的刻画出了他们内心的状态。在刻画他们的心理状态的同时，作品中出现了一个活泼的红色马驹形象，红色马驹与人物的心理变化密切相关，通过其活动，从侧面衬托出了人物的心理状态，也增加了作品的内涵。红色小马驹第一次在作品中出现是在夜晚的打麦场，小红马驹在打麦场的边缘来回跑，发出嗒嗒的声音。循环往复的声音造成了一种节奏感和紧张感，这种氛围与高马当时的心情类似。在众目睽睽之下，高马一次次试探性地向金菊靠近，像“闹革命”一样，稳扎稳打，试探成功，然后前进，形成了像打仗一样的节奏感。同时，在众人聚集的地方，要想要牵金菊的手是有风险和压力的。金菊已经定亲，在农村，这就相当于已经确定了她与对象的夫妻关系，对定了亲的金菊表示爱意，是会遭到村人的鄙视的。同时，金菊是否喜欢自己，高马不敢确定，因为两个人就聊过一次，以后的一年，每次高马想与金菊说话时，金菊都会避开。如果金菊不喜欢自己，自己贸然抓她的手，金菊在人群中大喊的话，高马就会身败名裂。所以，高马在众人聚集的地方牵金菊的手存在着很大风险，其当时内心也紧张到了极点，就连四婶的一声咳嗽都能让他打一个冷战，浑身凉透。马驹跑动发出的嗒嗒声与高马内心的紧张感内外呼应，将高马当时的极度紧张状态形象地表现了出来。牵手后的第二天晚上，高马在金菊家门口等待金菊赴约，不确定金菊是否愿意出来与自己见面，高马内心忐忑。小马驹时而跑到沟里，有时而半真半假的吃麦秸，正如焦急等待爱人出现的高马，内心焦急、烦躁。金菊家的大门一声响，高马的心提到了嗓子眼，高兴的是终于有人出来，而且很可能就是金菊。这时候，小马驹紧张而又兴奋地飞跑，马蹄弹起的泥土打在麦秸垛上发出响声，掩饰不住内心的狂喜。这也是高马听到金菊家的门打开后的反应，是否是金菊？这是一个关键而令人紧张的问题。如果走出来的是金菊，那么自己的爱情终于得到了回应，又非常值得高兴。所以，此时的高马既紧张又兴奋，与红色马驹的行动相互衬托，高马内心的状态通过小马驹的行动得到外化，有了一种活泼的动态美。
二、希望的象征
恩格曾经说过“人在自己的发展过程中得到了其它实体的支持，但这些实体不是高级的实体，不是天使，而是低级的实体，是动物。”小红马驹在作品中屡次出现，不仅反映了人物的内心活动，还在金菊与高马受到委屈或者毒打的时候给予安慰，充满了温暖色彩，给他们以行动和生存下去的动力与希望。所以，对于金菊与高马来说，小红马驹代表了希望，是希望的象征。高马看了金菊的婚约以后，准备到金菊家讲明强迫婚姻的不合法性，这无异于是“自寻死路”。作为方家的签订换亲婚约的破坏者，高马主动到方家，这已经是自投罗网。如果再从有利于自己的角度向方家讲明换亲是违法的，应该自由恋爱，成全他和金菊，这无异于火上浇油，打斗是非常可能发生的。同时，作为影响婚约实现的不安因子，高马出现在方家，并进行游说，这在方家人看来无异于是对他们全家的一种挑衅与侮辱，方家岂能善罢甘休！高马是非常明白到金菊家的危险性的。但是，他爱金菊，不愿意让金菊嫁给有病的刘胜利。所以，他内心非常犹豫，方家父子的凶狠让他却步，金菊的眼泪促使他前进。到了金菊家门口的时候，枣红小马驹出现在打麦场上，但是老马的嘶鸣使他飞快地跑走了。高马变得头晕目眩，本来满满的信心和说服金菊家人的愿望消失得无影无踪，成功的希望非常渺茫。红色马驹与高马内心的信念相联系，它的离去也暗示了高马内心希望的消失。挨打后的高马被扔在巷子里，红色马驹的抚慰让他不顾自身的伤痛，第二天就到了乡政府，寻求政府部门的帮助。不仅如此，小马驹还给金菊以希望。在金菊给四婶送饭回家的时候，肚子里的孩子要出来看看外面的世界，绝望的金菊把外界的蒜薹、鹦鹉等说成是恐怖的东西，以此来阻止孩子想到世界上看看的愿望。小红马驹将头伸到金菊旁边，用舌头舔着金菊，对绝望的金菊进行安慰。金菊为了让自己决心坚定，推开它的头，免得自己的冷漠口气被动摇。当高马发现金菊自杀之后，精神处于崩溃的状态，在砍杀鹦鹉精疲力尽之际，听到马蹄声亢奋得难以自持，恳求小马驹不要走，但是，小马驹还是离他而去，消失在黑暗中。高马开始陷入疯狂与崩溃，开始仇视权力的掌握者。即使被诬陷（把马脸青年的罪名都安到了他的头上），他也不再在乎，一副无牵无挂，反抗到底的样子。小马驹的出现，使金菊和高马充满了对于爱情的希望，小马驹在他们遭受毒打的时候给予温情的安慰，在金菊对人间绝望的时候带来温暖与关爱。所以，在一定意义上，小马驹是希望的象征。小马驹存在的时候，高马与金菊有坚持下去的勇气，小马驹离开后，高马陷入了绝望。
三、爱情的见证
在《天堂蒜薹之歌》中，红色马驹最初出现在打麦场上，是高马准备牵金菊的手的时候，最后一次出现是在高马发现金菊死后内心绝望的时刻，高马与金菊的爱情从萌芽到发展，到抗争，到最后金菊放弃生命与爱情，在他们恋爱的每一阶段，红色马驹都出现了，并见证了两人爱情的发展。高马第一次做出爱的行动，在打麦场上准备抓金菊的手的时候，红色马驹在打麦场嗒嗒地跑着。高马约金菊见面的时候，红色马驹见到金菊出门，高兴地飞跑，欢欣鼓舞。高马被方家兄弟打晕扔到巷子里醒后，首先看到的是站在面前的红色马驹，它用嘴巴蹭着高马的手背，对高马起到了安慰作用。两人私奔被带回，红色的马驹出现在苍马县的辣椒地里，看到了两人遭受的毒打的场面。最后，红色马驹也经历了金菊吓唬肚子里的孩子，不让他出来见识外面的世界，并最终放弃自己的生命，走向死亡的过程
叙事手法
小说的正文是叙述者全知型的叙述。小说打乱了故事顺序，灵活运用了互文、倒叙、插叙等手法，分别叙述了高羊、高马和方四婶一家的故事。
《天堂蒜薹之歌》铺设了两条情节的发展线索：一条是高羊的经历，另一条是高马与金菊从恋情的萌发到爱情毁灭的悲剧。第一章从蒜薹事件发生后警察抓捕高羊、高马逃脱开始写起，露出了这两条线索的头绪。第二章的故事时间则回到了蒜薹事件的前一年，即高马与方金菊恋情的萌发时。第一、三、五、七、十二、十四、十六、十八、十九等章节叙述了高羊在蒜薹事件前后的经历，是现在进行时的叙述，高羊被捕，押解到乡政府，乘囚车去县里、被关押在看守所，狱中生病，法庭受审等都是按时间顺序进行的叙述。在顺时叙述高羊的经历时，也穿插了高羊的回忆:少年时的苦难、母亲的去世、失明的女儿、分娩的妻子、刚出生的儿子等家庭情况。第二、四、六、八、十、十一、十三、十七等章，主要讲述了高马和方金菊的恋情，是过去完成时的叙述，换亲、私奔逃婚、被捉遭打、金菊上吊、高马参与蒜薹事件等，都是倒叙。两条时间线索在第十三章重合在一起，被追捕的高马回到家看到上吊自尽的金菊后，满腔悲愤，委托邻居处理完后事，似乎了却了心愿，于是便束手就擒。经过短暂的重合后，第十四章又是倒叙，叙述了方四叔遇车祸而亡的经过。最终，两条时间线索在法庭审判时汇聚到一起。这两条时间线索齐头并进，推动着故事的发展，而方四婶的故事则在这两条叙事线索的相互交织和推进中，得以完整地展现出来。这两条线索虽然以高羊、高马为中心，实际上是讲述了三家的故事。这种分别叙述人物故事的方法，与古代章回小说中的“花开两朵，各表一枝”的叙述手法非常接近。在叙述中，叙事现场的现在时和人物对过去经历回顾的过去时交叉出现，错落地呈现出人物命运遭际的变化。这种叙述角度的多重转换，在结构上的时空交错和剪辑，更能显示出叙事的魅力。在《天堂蒜薹之歌》的叙事结构力中，叙述者以自己的良知、对官僚主义的义愤和对农民遭遇的同情，如实地说明了蒜薹事件发生的主要原因。
小说的最后一章，也就是第二十一章，是《群众日报》的通讯、述评和社论，交代了对蒜薹事件的处理结果、由此事件引发的思考，包括应当吸取的教训。这一章既批评了天堂县委、县政府领导严重的官僚主义、漠视群众利益的失职行为，最终导致的蒜薹事件发生的错误，又批判了砸、抢、火烧县政府大楼的不法行径，指出了不能用无政府主义反官僚主义，对少数不法分子惩处的必要性，从官方的立场和角度对天堂蒜薹事件进行了叙述。在小说的每一章前面，有天堂县民间艺人盲人张扣演唱的歌谣片断。张扣是蒜薹事件的经历者，他的这些歌谣呈现出蒜薹事件的前因后果、官逼民反的过程。张扣的唱词对官僚不顾群众的利益致使蒜薹大量腐烂的行径进行了猛烈的抨击，义正词严，悲愤满腔，酣畅淋漓。作者在第二十章写了张扣因唱《天堂蒜薹之歌》遭到威胁被害致死的结局，这是民间的角度和立场。从这三个角度、三种立场所作的叙述，都是某种意识形态话语。张扣的唱词是民间意识形态话语，按现在的说法也就是“草根”话语；叙述者是精英意识形态的代言人；《群众日报》上的文章则是典型的官方话语。他们以各自的立场和各自话语的叙述，形成了一个众声喧哗的大合唱。是非曲直，有待读者评说。同时，这三种叙述话语也形成了三个文本。这些报纸上的通讯、述评和社论以及张扣的唱词，与小说融为一体，构成了一个多重文本。暗合了秘鲁作家巴尔加斯·略萨结构现实主义的手法，以跨文体的形式，颠覆了传统的小说文体模式。
莫言在《天堂蒜薹之歌》中，镶嵌进其他文体类型，如张扣的唱词属于民间说唱的韵文文体，也是一种口头传唱的文学语体。第二十一章《群众日报》中的文章都不是文学文体，其中的新闻报道属于新闻文体，述评和社论属于政论文体，在语言表达形式上也具有各自文体的特点。而小说的正文则属于传统的小说叙述文体。这多种文体被组合在一个叙事结构中，构成一部跨文体的小说。这些不同的文体形式，虽然处于同一小说母体之中，但依然保持了各自的独立个性，具有各自文体的话语风格，同时，又没有影响小说整体结构的稳定性。通过这种不同文体的穿插、组合，突破了小说传统文体的规范，使读者在多种文体的相互参照中，感受到这种全新的文体形式带来的一种陌生和新鲜的审美体验。小说中的这些不同的文体所形成的文本，既有文本之间空间上的组合关系，又有此时的文本与彼时的文本在时间上的聚合关系。如叙述者的叙述与报纸的文章都是在蒜薹事件后的叙述，是过去完成时;而张扣的唱词则是即时的、现在进行时。多重文本的相互交叉、相互指涉、相互影响、相互印证，展示出互文性景观，也使蒜薹事件得以立体式的呈现。多重文本的结构方式，使传统小说的封闭文本变成了一个开放的文本。张扣的唱词和《群众日报》上的文章，既起到补充小说正文的作用，又可以独立存在。读者可以将每章之前张扣的唱词联系起来，作为一个独立的阅读单位来阅读；也可以直接阅读报纸上的文章，即第二十一章。对这两个文本的阅读，都能获得对事件经过的大体了解，并可以与小说的正文互相印证。这种开放的文本，能使阅读主体的创造性得以发挥。小说就这样从三个不同的角度、三个不同的立场，用三个文本将天堂蒜薹事件全面、立体的呈现在读者面前。这三个文本哪一个更接近于真相，现代主义认为客观的叙事话语并不能将事件置于一个透明的空间中，这就为这一事件提供了多样性叙述的可能。莫言也没有打算再现“蒜薹事件”的过程、进而以揭示事件真相为旨归。小说的写作并不能完成对真相的揭示，但用巴特的话来说，它却创造了一种“现实效应”。这种“现实效应”也可以说是小说创作中的逼真性。为了满足逼真性的要求，作者可以进行虚构。因为事件的再现是现实的和可能的混合体。可以说，这三个文本站在各自的立场，从各自视角，运用各自的话语方式的叙述，都丰富了读者对“蒜薹事件”的认识。
在小说的叙述过程中，莫言综合运用了联想、回忆、幻觉、梦魇等西方现代派手法，来展示人物的内心世界，并与民族传统的叙事方式交融在一起，使其叙事方法显得错落有致而丰富多姿。如方四叔遇车祸身亡后去乡里讨说法的情形，就是通过方四婶在牢里的回忆呈现出来的。第十章金菊与尚未出生的腹中婴儿的对话，第十二章高羊在梦中与母亲的相见与对话，第十三章高马与金菊尸体的对话，显然不是传统的叙事方式，而带有浓重的现代派色彩。还有第七章，高羊在监牢里被中年犯人强迫喝自己的尿，使他回忆起少年时喝自己尿的经历，到第十二章又联想到娘死后被关在大队部，治保主任强迫自己喝尿的遭遇。由喝尿而引发的两个生活片断的回忆和联想，就交代出他因出身地主而遭遇的种种苦难和屈辱，也勾勒出高羊几十年的生活道路的变化。第十五章方四婶在牢里梦中与方四叔会见，醒后回忆起方四叔死后两个儿子种种无耻、卑劣的表现，这些回忆、联想、梦魇等都是在正常叙事过程中的停顿，是在瞬间完成的，并未影响故事的行进。这些人物意识的流动，是在别人不知情的情况下出现的，可以说也是虚写。但这种虚写却可以作为实写的补充，将正常的现实叙事中尚未写出的一些事件呈现出来，使得所叙述的故事更加完整和缜密。虚写与实写交织在一起，就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叙事整体。瞎子张扣是小说的叙事结构中不可忽视的一个角色。他是“天堂蒜薹之歌”的创作者和演唱者。同时，他又是小说中的人物，是一个被叙述者，高马与金菊恋情的萌发，就起始于观看张扣的演唱会。第十六章描写了张扣在广场上唱出了方四叔惨遭车祸的冤情，也为民怨鼎沸的群众指出了去找县长的出路。第二十章交代了张扣因言获罪而惨死的结局。这一人物在小说中的作用与贾平凹《废都》中捡破烂的老头有些相似。收破烂的老头唱的流行段子，显然也有着批判现实的意味。但是这一角色却游离于故事情节之外，与小说的整体结构无大的关联。而张扣却是小说结构中不可或缺的方面，其重要作用是《废都》中收破烂的老头不可比拟的。张扣的作用又与《红楼梦》中的癞头和尚和跛足道人相像，一僧一道是《红楼梦》中推动情节发展的枢纽，每当宝玉陷入困境时，两人都会出现，在情节的发展中起到了穿针引线的作用。但张扣却没有僧道二人的预知前生后世的能力，在情节发展过程中的作用也不明显。但他是蒜薹事件的经历者和参与者，当蒜农聚集在广场时，他唱出了“孩子哭了抱给亲娘，卖不了蒜薹去找县长”，成为蒜薹事件的鼓动者，自觉地为老百姓代言。他的歌谣中既有群众因种大蒜而致富的欣喜，也有对基层官员横征暴敛的愤恨，但更多的却是因政府的作为致使蒜薹滞销腐烂而激发的满腔义愤。
《天堂蒜薹之歌》是莫言的一部反映现实的力作，在现实的描写中，莫言加入魔幻的元素，使作品拥有了丰富的内涵和美学意义。
————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院长隋双双
《天堂蒜薹之歌》作为莫言早期作品，所呈现的现实关注，奠定了他的文学基调。本文试图探讨莫言在文本中针对“蒜薹事件”所显露的现实批判以及挖掘高马和金菊爱情悲剧的成因。
莫言
1980年代中以乡土作品崛起，充满着“怀乡”以及“怨乡”的复杂情感，被归类为“寻根文学”作家。作品深受魔幻现实主义影响。莫言在小说中构造独特的主观感觉世界，天马行空的叙述，陌生化的处理，塑造神秘超验的对象世界，带有明显的“先锋”色彩。2011年8月，莫言凭借长篇小说《蛙》获第八届茅盾文学奖。2012年10月11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成为中国获诺贝尔奖第一人。
主要作品有《檀香刑》、《丰乳肥臀》、《透明的红萝卜》、《藏宝图》、《四十一炮》、《拇指铐》、《白狗秋千架》、《酒国》、《食草家族》、《红树林》、《战友重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