汗位之争

元宪宗九年（1259年）七月，蒙哥在久攻钓鱼山不下，转而南攻重庆的过程中死于金剑山温汤峡（今重庆北温泉） 。九月，忽必烈从使者处得知了兄长死讯，使者促请忽必烈北归。忽必烈认为：“吾奉命南来，岂可无功遽还？”仍继续南征，围攻长江中游的鄂州（今湖北武汉），并以军接应从云南北上的兀良合台军。

后来，忽必烈的正妻察必派使者密报，和林众臣谋立忽必烈之幼弟阿里不哥，而且阿里不哥已经派阿蓝答儿在开平附近调兵，并以脱里赤为断事官、行尚书省事于燕京，有夺取汗位的企图，请忽必烈速返。年底，郝经上《班师议》，陈述必须立即退兵的理由，坚定了忽必烈退兵北返的决心。忽必烈声称要进攻南宋都城临安，留大将继续对鄂州的围攻，增加对南宋的军事压力。不久后，南宋鄂州守臣贾似道遣使请和，约定南宋割地，并且送岁币。 忽必烈在当日撤兵，轻骑北返燕京。

《蒙古历史油画长卷》中的忽必烈建元

至元八年（1271年）底，忽必烈取《易经》“大哉乾元”之义，将国号由“大蒙古国”改为“大元”，从大蒙古国皇帝变为大元皇帝，“大元”国号正式出现 ，忽必烈成为元朝首任皇帝。

马振声、朱理存《忽必烈与元大都》

元朝政权在总体上是取法于中原前代王朝的体制，与中原的封建经济基础基本上是相适应的。但也保留了不少蒙古的落后旧制。总的来说，中央集权政治的重新确立，恢复了正常的统治秩序，对人民的赋役剥削限制在一定的数额之内，较之前此的混乱是一大进步。忽必烈很重视社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采取了一些有利于农业和手工业生产的措施，立司农司，垦荒屯田，兴修水利，限制抑良为奴等。在他统治期间，社会经济逐步恢复，有些地区有所发展，边疆地区得到开发，出现了“户口增，田野辟”的景象。这些都是具有积极意义的。

但是，元朝也保留了大量的蒙古落后旧制。如：分封采邑制度（投下二五户丝制）；遍及于各生产领域的驱奴制；手工业中的官工匠制度；商业中的斡脱制；贵族世袭的选举制度以及民族压迫政策等。这些制度在元朝一代始终保留下来，严重地束缚生产力的发展，使元朝的社会矛盾愈益激化。

一统全国

_{主词条：忽必烈灭宋之战}

忽必烈衮冕想像复原（hayashiutou制作）

忽必烈击败阿里不哥而夺得汗位后，积极谋划新一轮的对宋战争。至元五年（1268年），他用宋降将刘整之策，改变主攻四川的方略，命阿术、刘整等率大军围困南宋重镇襄阳、樊城（今湖北襄樊）。至元七年（1270年），刘整奉命在襄樊前线造战舰，练水军，并用威力巨大的回回炮攻城。宋廷数次派重兵破围，均未成功。至元十年（1273年），樊城先被攻破，继而襄阳守将吕文焕举城投降。

攻克襄樊之后，阿术奉命移军略淮东，游弋扬州城下。直到这时候，忽必烈仍未最后下定一举灭宋的决心。至元十一年（1274年）元月，阿术入觐，坚请出兵平江南。忽必烈诏令相臣会议，史天泽也力主平宋。在几经犹豫以后，忽必烈终于接纳了阿术、刘整等人的建言。三月，他调兵数十万，分三路攻宋：

以伯颜、史天泽（不久后因病返回）、阿术、吕文焕行省荆湖，由江汉伐宋，作为主攻方向；

以合答、刘整、董文炳等行省淮西（八月改为行枢密院），驻扎正阳，“南逼江，断其东西冲”；

以淮东元军授大将察罕统一节度，配合攻宋。

七月，伯颜等将领陛辞，忽必烈要求伯颜以宋朝大将曹彬为榜样，不嗜杀掠，“为吾曹彬可也” 。伯颜与阿术统中路取鄂州、汉阳等地，沿长江东下，取黄州、蕲州、江州、安庆、池州等地，于至元十二年（1275年）二月大败宋宰相贾似道军于丁家洲，收降太平州、滁州，下建康，不战而降镇江。入秋后，阿术又在镇江水面击破宋将张世杰等所部舟师。自此，宋军失去与元军正面作战的能力。

至元十三年（1276年）初，元军至皋亭山（今杭州东北），宋廷奉表投降。随后，南宋太皇太后谢道清带宋恭帝出降，奉上传国玉玺和降表，南宋都城临安陷落。此后，元军开始着手消灭宋的残余势力，迫使南宋益王、卫王朝廷一路南奔。至元十六年（1279年），宋元双方在崖山（今广东新会）外海进行了大海战，史称“崖山之战”，宋军战败，南宋至此灭亡。 临安降元后，淮东、四川等地也渐次被攻克，于是南宋版图至此全为元有。 元朝正式实现了自唐朝以来的又一次大一统。

元朝对于江南的征服，伴随着一定的杀戮与破坏行为，但在忽必烈不嗜杀人和尽力谕降安抚政策的指导下，这种行为受到了相当程度的节制 。伯颜入临安后，执行忽必烈的“奉扬宽大，抚戢吏民”政策，忽必烈也委付南人官僚就便管理，以“安业力农”，这对于恢复南方的社会秩序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

黩武嗜利

全国统一以后，忽必烈的保守、嗜利和黩武等消极因素都有了发展。他采行汉法、改革落后旧制的工作陷于停顿。这时，早年追随忽必烈，并在元王朝的创制中起过重要作用，对忽必烈具有影响的汉人官僚或逐渐被疏远，或相继谢世。自王文统被杀后，忽必烈所依任的理财大臣是察必皇后及忽必烈的家奴、回回人阿合马。阿合马长期主管中央财政。他的理财措施主要是整顿和增加盐、茶、商、酒醋等课税收入；经营鼓铸，官为局卖；对各地帐籍进行“理算”，追征欺隐、逋欠财赋。他在国家多事、急需用钱的情况下，在社会经济能承受的范围内保证了国家的必要收入 。凭借着理财聚敛的本事，阿合马权势日重，一度官至中书省左丞相兼领制国用使司，并常主持朝廷庶政。他在为官方搜刮的同时，也积极为自己牟取私利。而忽必烈因阿合马的聚敛政策满足了应付国家浩繁费用支出的需要，且其人“狡黠诙谐和善于向主人表白的奴才习性”颇招自己喜爱，所以始终偏袒阿合马，逐渐疏远不满于阿合马所为的汉族儒臣，这促使朝政进一步向黩武嗜利的方向发展。

此时，汉人儒臣许衡、廉希宪、张文谦等在受到儒学影响的蒙古勋贵安童、太子真金的支持下，与阿合马展开激烈斗争，使朝廷中义与利之争，汉法与蒙古法、回回法的斗争愈演愈烈。忽必烈本人也有意利用汉人、色目人之间的矛盾。由此使得局势日益复杂。至元十二年（1275年），忽必烈因征调财赋的现实要求，将安童调离相位，阿合马得以独当国柄，更加专横跋扈，打击、残害政敌，在朝中布置党羽，在府中聚敛了巨额财富。至元十九年（1282年），大都发生了王著、高和尚刺杀阿合马事件，成为当时社会矛盾加剧的体现。此事发生之后，忽必烈更加不信任汉人臣僚，且对在大都的前南宋宗室采取防范和迁徙政策，还支持和纵容江淮释教都总统杨琏真迦挖掘毁坏南宋诸帝陵墓 。阿合马死后，中书省右丞相和礼霍孙在真金的支持下清除阿合马党羽，改革吏治，汰废冗官，但未能解决理财问题，其当政不过两年，元朝财政已陷入崩溃，政府不得不靠多印钞票来平衡收支。至元二十一年（1284年），忽必烈又先后任汉人卢世荣、吐蕃人桑哥专理财政，试图解决愈发严重的通货膨胀、“百物愈贵”的问题，但都以失败而告终 。而“汉法派”在至元二十二年底（1286年1月）真金去世后也彻底失势 。

灭宋（红）、征丽（黄）、征日（紫）与征东南亚（蓝）诸役

平服诸王

_{主词条：忽必烈诸王之战}

在忽必烈与阿里不哥争夺汗位时，多数西道诸王均支持阿里不哥。为了争取宗王势力的支持，忽必烈默认了术赤兀鲁思后王别儿哥、察合台兀鲁思后王阿鲁忽、八剌以及统治后来被称为伊利汗国（旭烈兀兀鲁思）的六弟旭烈兀对各自封地的合法统治权。忽必烈建立元朝后，继承了原蒙古帝国的法统（忽必烈号“薛禅汗”）。但窝阔台兀鲁思的海都联合术赤系诸王展开了反对忽必烈的斗争。钦察汗国的忙哥帖木儿本为忽必烈提名，但很快转为支持海都反对忽必烈。忽必烈命察合台的八剌进攻海都，先胜后败。结果，术赤、察合台、窝阔台系诸王在至元六年（1269年）的塔刺思会议上决定联合反对忽必烈。

为遏制日益强大的海都势力，忽必烈于至元八年（1271年）命北平王那木罕建幕庭于阿力麻里。至元十二年（1275年）七月，又以行中书省、枢密院事安童增援阿力麻里，助那木罕镇边。至元十三年（1276年），那木罕所部脱帖木儿（拖雷孙）先叛，继而诱引昔里吉（蒙哥子）、药木忽儿（阿里不哥子）等实行兵变，企图与海都等结盟，对抗元廷，还在回到拖雷系诸王份地所在的岭北地区的途中，与另一支叛王撒里蛮（蒙哥孙）的部众合并。为镇压这一连串的叛乱，忽必烈派出伯颜统领岭北诸军平叛，连破叛军，至至元十九年（1282年）结束昔里吉之乱。岭北局势逐渐平息。而在岭西地区，元廷为收复天山南路诸城，与海都展开激战，重新夺回畏兀儿之地。

至元二十四年（1287年），东道的斡赤斤后王乃颜发动叛乱（参见词条乃颜之乱），忽必烈亲征。六月，双方在辽河附近会战，汉军力战击溃叛军。后在玉昔帖木儿等的指挥下，乃颜被擒杀。乃颜败死后，哈丹和其他东道叛王仍不断起兵作乱，并两次进入高丽骚扰。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元朝完全平息乃颜余部的叛乱，中央政府对辽东地区的统治由此获得巩固。

至元二十五年（1288年），海都方面重新拉开战幕，兵锋直逼岭北。次年（1289年），元朝岭北驻军在皇孙甘麻剌统率下，与海都、都哇会战于杭海山，元军战败东撤。海都军跟踪追击，占领和林。七月，忽必烈以七十四岁高龄亲征，海都闻风西走，元军收复和林。此后，忽必烈派伯颜、玉昔帖木儿等主持军事，展开时断时续的岭北争夺战，直至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元将土土哈逐敌直至阿勒台山。岭北局势基本稳定。

元朝在西北的军事行动，并没有获得很大的成果，反而屡屡引发海都为维护西北宗王的势力范围而起兵称乱。忽必烈为保持号令诸藩兀鲁思的大汗地位，必须确保“祖宗根本之地”岭北的稳定。但他难以同时保持对西域的绝对控制力，遂被迫收缩在西北方向的战线，以别失八里作为元朝在西北前沿的边城。

患病去世

明人绘忽必烈像（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忽必烈中年以后因患足疾，经常卧榻办公，对朝政逐渐力不从心，已很少有二三十年前果敢进取的意志，遇事往往迟疑反复。晚年的他主要凭藉政治经验和手腕，使蒙古、色目大臣和汉、南人朝臣之间互为制约，保持平衡，以此维持朝政 。由于忽必烈体弱多病，相臣常不得人见，往往通过代替察必之位的南必皇后奏事，南必因此得以干预国政 。

至元三十一年（1294年）正月初，忽必烈病重，托付皇孙铁穆耳于知枢密院事伯颜。正月二十二日（1294年2月18日），忽必烈在大都紫檀殿病逝。在位三十五年，享年八十岁（虚岁）。五月，元成宗铁穆耳为忽必烈上谥号为圣德神功文武皇帝，庙号世祖。忽必烈的蒙古尊号为“薛禅汗”（清朝译为彻辰汗，拉丁蒙古文：Secěn qahan ，大意为“大贤之君” ）。与此前的蒙古诸大汗一样，他被安葬于起辇谷。

确立正统，采用汉法

蒙古国乌兰巴托苏赫巴托广场忽必烈塑像

忽必烈赞同用传统的中原传统方式记载元朝历史的建议，将前代的翰林院、国史院合并为翰林兼国史院，提高级别、扩大规模，给翰林兼国史院赋予修史、著史以外的更多的职能。而另立蒙古翰林院，专门典理蒙古文书制造，间亦协助翰林兼国史院的工作。

建置行省，加强中央集权

_{主词条：行省制}

行省是行中书省的简称。起初，它是朝廷中书省的临时派出机构，至元十年（1273年）以后陆续带有了地方最高官府的性质。忽必烈所设置的行省主要有：江淮（江浙）、江西、湖广、云南、四川、陕西、甘肃、辽阳、河南九行省。

在地方上建立行省，中央设中书省，开创中国当代省制之端。为加强对边疆地区管理，开辟中外交通，在各地建立驿站，巩固了对全国各地的统治。

选用贤能，惩治贪污

出于统治的需要，忽必烈对各级官吏的任用和调整尤为留心。他极为注意任用贤能，惩治贪污。至元十一年（1274年），忽必烈下诏，但凡有不勤于工作的官员，无论汉人、回人，一律诛杀，籍没其家。另有大量以贪污、盗窃罪名被处死的。忽必烈的为政宗旨是：“顺民心之所欲者行之，所不欲者罢之。”他还规定，如果官吏受贿或仓库官进行侵盗行为，台官“知而不纠者”，那将按程度轻重论罪；各级官吏犯赃罪的，“轻者杖决，重者处死”，言官如不及时揭举，则与受赃者一同论罪 。有研究者认为，忽必烈时期是“元代政治最清明的时期” 。

经济

鼓励农业发展，重视水利建设

蒙古人南下后，草原相对落后的生产方式冲击了先进的生产区域，社会经济出现暂时的破坏和衰退。忽必烈即位后，清楚地意识到：“夫争国家者，取其土地人民而已。” 因此开始实行以“农桑为急务”的政策。他设立司农司、劝农司和营田司等专管农业的机构，以劝农成绩作为考核官吏的主要标准，并令人编辑《农桑辑要》颁行全国，以指导全国的农业生产。这些措施使全国的农业生产、社会经济得到缓慢的发展，即使因战争严重破坏的中原地区的农业也有了逐步恢复。王磐在《农桑辑要·原序》中赞道：“民间垦辟种艺之业，增前数倍。” 对于屡经战火涂炭的襄、郢、东西淮之地，忽必烈以免税优惠吸引鼓励百姓到那里耕植，同时在两淮地区经营屯田。时人称“屯田之利，无过两淮”，使农业经济得到一定的恢复。江南经济则基本维持了南宋时期的水平。忽必烈时，政府在江南推广棉花种植，收效甚大。与此同时，边疆地区的社会经济在漠南支援的情况下得到了长足的进步 ，云南的农业、水利和蚕桑，这一时期都有很大的发展；南诏以来流行于该地的“儒释文化”逐渐向内地的封建汉文化靠拢。漠北地区的富实繁荣，也远较其他时代为甚。

忽必烈视察疏浚大运河的工程

为了备荒，在丰年，国家收购余粮，贮藏于国仓。当荒年谷价上涨时，开仓免费分发谷物。他还组织了公众救济，将稻米和玉米定期分发给急需的家庭。中统元年（1260年）的诏令要求地方长官对老学者、孤儿、病弱者提供救济。至元八年（1271年）的又一道法令曾号召建医院。

发展贸易，推广钞币

元初农业的发展又推动了手工业的发展以及国内外商业贸易的发达，形成了以大都为全国经济中心，通过陆路干线与全国各地进行广泛的经济联系。元政府又开辟刘家港（今江苏太仓）到渤海直沽（今天津）的海运，随时将南方的粮食和海外的物资运往北方 。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忽必烈暂停东南沿海的贸易，施行海禁政策。两年后弛禁。

1280年刘贯道作《元世祖出猎图》（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至元十三年（1276年），忽必烈收兑江南流通的关子、会子，禁用铜钱，中统钞也由木版印刷改为铜版印刷，以统一全国纸币。但随着发行的额大增，其购买力则开始不稳定，此后即一再贬值。统一后的元朝继续使用纸币，并整顿钞法，规定了金银的收兑价格。至元二十四年（1287年），又发行至元宝钞。

元朝初年已经有了比较完整的纸币管理制度，对纸币的发行与流通都作了相应的规定。它比宋朝的“称提之术”要明确细致得多，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纸币条例。

建设驿站制度

忽必烈建立元朝后，继承并进一步确立了大蒙古国初期便出现的驿站制度。其驿站规模宏大，以大都为中心，东连高丽，东北至奴儿干，北至吉利吉思，西达伊利汗国和钦察汗国，南接安南、缅甸，乌斯藏也设有驿站。 这一制度成为当今邮政的雏形。

军事

对其他国家/政权主要战争

忽必烈在位期间，对其他国家和政权的战争频繁。他的战略目标，是欲令这些国家臣服于元，重振蒙古三次西征的雄风，但结果大都是损兵折将，遭到失败。 今展示其统治期间的相关战争如下：

（表格主要 ）

军制改革

在夺取政权以后，忽必烈确立了“内立诸卫，屯田阅武，居重御轻”的方针，对蒙古汗国时期在中原推行的游牧分封领地制度进行了一系列重大改革。首先，他即位之后，改变蒙古军分为两翼、由万户长而下一统到底的制度，改变由都元帅节制探马赤军和汉军的制度，设枢密院掌管全国军政，加强了中央集权。其次，他花费三十多年时间，一边建立以汉人为主的侍卫亲军，同时以蒙古军“分屯大河南北，以余丁编立部伍，绝其虏掠之患” ，“遇征伐则遣之” ，逐步确立了中央宿卫军（侍卫亲军）和地方镇戍军两大系统，作为保卫元朝中央统治政权的重要核心武装力量。第三，为了防止汉军世侯拥兵自重，他改变汉军由私家掌握的状况，或令汉军世侯易军为将，或令汉军世侯改任民官。对蒙古军的军官世袭制（怯薛军）也进行了改革，核心职位仍可世袭，但军队因调动分合而不再始终为某一家族所掌。第四，他为适应战争形势的变化，提倡使用铁火炮等新式武器，发展进攻型的、独立的水军和炮军，实施多兵种协同作战。他还注意用南宋降将训练军队，学习南宋在军训方面的长处。第五，他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军屯制度，以促进生产的恢复和发展，推动对边疆地区的开发，保证军队资粮的供应。

文化

创制文字

蒙丽战争形势图

不过，具有雄心壮志的忽必烈对高丽内政也时常进行干涉，督责其履行藩属义务，向高丽派监督官，出现动乱或有离心迹象时甚至派军队入境处置。如高丽林衍之乱时忽必烈便派兵准备弹压；在结束蒙丽战争的同时还占领了高丽的西北面与耽罗很长一段时间。不过，忽必烈对高丽采取的政策，基本点还是通过怀柔安抚使高丽成为恭顺藩属，对高丽不能履行的置驿、籍户、出军、输粮等事虽然严词督责，但能顾及实际困难，不予强迫。在处理相关问题时，特别是事关高丽内政的大事时，能采纳高丽人意见和尊重高丽国王的自主权。忽必烈虽要求高丽联络日本，并配合元军两次攻日。但在至元十七年（1280年）设置征东行省时，还是以高丽国王兼任征东行省丞相，给予其充分的尊重。因而元人常称忽必烈对高丽有“再造之恩”。

日本

除高丽外，忽必烈还很重视与日本建立海上交通。他欲通过高丽与日本建立互通关系，多次派使臣诏谕日本。但由于日本镰仓幕府拒绝与蒙元交往，使其计划落空。元丽联军两次出征日本，因各种因素而遭失败。在尊崇佛教政策影响下，元朝与高丽、日本的佛教文化交流愈加密切。忽必烈两次征日失败后，派禅僧诏谕日本，但因遭遇台风或使臣被杀导致忽必烈的文书未能送达日本，元日邦交中断。忽必烈决定第三次征日本，因其去世而中止。总之，忽必烈试图以禅僧诏谕的方法虽遭遇失败，但还是为中日之间的禅宗文化交流奠定了基础。

西欧

忽必烈在位时，大都已成为当时世界闻名的都市，经常有欧、亚、非各国的使者、商人、传教士和科学家等聚集该市，其中最著名的是威尼斯人马可·波罗。据说他留居中国十七年，曾在元朝做官，遍游中国各大城市，并在他的《东方见闻录》（即《马可波罗游记》）中作了生动具体的描写，激起了西欧人对中国文明的向往与追求，使元朝与西方的经济文化交往出现新局面。

元自世祖混一天下，宽恤爱人，亦可谓有仁心矣。 （《明太祖宝训》引）

昔中国大宋皇帝主天下三百一十余年，后其子孙不能敬天爱民，故天生元朝太祖皇帝，起于漠北，凡达达、回回、诸番君长尽平定之，太祖之孙以仁德著称，为世祖皇帝，混一天下，九夷八蛮、海外番国归于一统，百年之间，其恩德孰不思慕，号令孰不畏惧，是时四方无虞，民康物阜。 （《大明太祖高皇帝实录》引）

惟神昔自朔土，来主中国，治安之盛，生餋之繁，功被人民者矣。 （《大明太祖高皇帝实录》引）

孙承恩：“雄武以断，聪明而仁。扶舆间气，笃生此人。驱策贤豪，振扬武烈。继统中华，式钦大业。”

邵远平：“遂辟雄图，混一中外；德威所指，无远弗届；建号立制，垂模一代；崇儒察奸，旋用旋败；英明克断，用无祗悔。” （《元史类编》）

毕沅：“帝度量恢廓，知人善任使，故能混一区宇，扩前古所未有。惟以亟于财用，中间为阿哈玛特、卢世荣、僧格所蔽，卒能知其罪而正之。立纲陈纪，殷然欲被以文德，规模亦已弘远矣。” （《续资治通鉴》）

魏源：“元之初入中国，震荡飘突，惟以杀伐攻虏为事，不知法度纪纲为何物，其去突厥、回纥者无几。及世祖兴，始延揽姚枢、窦默、刘秉忠、许衡之徒，以汉法治中夏，变夷为华，立纲陈纪，遂乃并吞东南，中外一统。加以享国长久，垂统创业，轶辽、金而媲汉、唐，赫矣哉。且其天性宽宏，包帡无外。阿里不哥及海都、笃哇诸王，皆亲犯乘舆。对垒血战，力屈势穷，一朝归命，则皆以太祖子孙，大朝会于上都，恩礼宴赉如初。当南北锋焰血战之余，或离间以侍郎张天悦通宋而不信。敕南儒被掠卖为奴者，官赎为民。所获宋商、宋谍私入境者，皆纵遣之而不诛。置榷场于樊城，通宋互市，弛沿边军器之禁。其长驾远驭如是。宋幼主母子至通州，命大宴十日，小宴十日，然后赴上都。除弘吉剌皇后厚待之事别详《皇后传》外，其母子在江南庄田，听为世业。其后文宗时市故全太后田为大承天寺永业，市故瀛国公田为大翔龙寺永业，直至顺帝末，始夺和尚赵完普之田归官，直与元相终始。宋之宗室如福王与芮等，随宋主来归，授平原郡公，其家赀在江南者，取至京赐之。此外宗室多类此。即奸民冒称赵氏作乱者，从不以累及宋后，其优礼亡国也如是。思创业艰难，移漠北和林青草丛植殿隅，俾后世无忘草地。又留所御裘带于大安阁以示子孙。武宗至大中尝诣阁中发故箧阅之，则皆大练之服。西域贾胡屡献牙忽大珠，价值数万而不受。宫闱肃穆，无艳宠奇闻。至元八年，平滦路昌黎县民生男，夜中有光，或奏请除之，帝曰：“何幸天生一好人，奈何反生妒忌。”命有司加恩养。伯颜伐宋，谆谆命以曹彬取江南不戮一人为法。其俭慈也又如是，非命世天纵而何？惟功利之习不能自胜于中，故日本、爪哇之师远覆于海岛，王、阿、桑、卢掊克之臣相仍于覆辙，盖质有余而学不足欤。” （《元史新编》）

曾国藩：“自古英哲非常之君，往往得人鼎盛。若汉之武帝，唐之文皇，宋之仁宗，元之世祖，明之孝宗。其时皆异材勃起，俊彦云屯，焜耀简编。” （《国朝先正事略·序》）

曾廉：“世祖崇儒重道，而特进言利之臣，三进三乱而讫不悟，岂非其明有所蔽耶？然其不欲剥民亦审矣。殆以为自我作则，将上下均足，堪为后世经制也。呜呼！以世祖之仁，乘开国之运，而言利之弊，若此，然则利其有可言者耶？至其任中书枢密而重台纲，法纪立矣。国治民安是在知人哉。” （《元书》）

屠寄：“汗目有威棱，而度量弘广，知人善任，群下畏而怀之，虽生长漠北，中年分藩用兵，多在汉地，知非汉法不足治汉民。故即位后，引用儒臣，参决大政，诸所设施，一变祖父诸兄武断之风，渐开文明之治。惟志勤远略，平宋之后，不知息民，东兴日本之役，南起占城、交趾、缅甸、爪哇之师，北御海都、昔里吉、乃颜之乱。而又盛作宫室，造寺观，干戈土木，岁月不休。国用既匮，乃亟于理财，中间颇为阿合马、卢世荣、桑哥之徒所蔽，虽知其罪而正之，闾阎受患已深矣。” （《蒙兀儿史记》）

孙中山：“秦皇汉武、元世祖、拿破仑，或数百年，数十年而斩，亦可谓有志之士矣。” （《与刘成禺的谈话》）

柯劭忞：

蒙古之兴，无异于匈奴、突厥。至世祖独崇儒向学，召姚枢、许衡、窦默等敷陈仁义道德之说，岂非所谓书生之虚论者哉？然践阼之后，混壹南北，纪纲法度灿然明备，致治之隆，庶几贞观。由此言之，时儿今古，治无夷夏，未有舍先王之道，而能保世长民者也。至于日本之役，弃师十万犹图再举；阿合马已败，复用桑哥；以世祖之仁明，而吝于改过。如此，不能不为之叹息焉。

世祖一见伯颜，擢为宰相。知人之哲，近世未尝有也。

有发踪指示者，而后见猎犬之能，有世祖之知人善任，而后见（李）庭与（刘）国杰之智勇。功名之立，岂偶然哉！ （以上均引自《新元史》）

据说为刘贯道所绘的《元世祖驭马图》

忽必烈开府漠南，用姚枢、许衡、廉希宪诸贤，似属究心治道；而信任释教，挈释子拔思巴北归，后且尊为帝师，酿成末世演揲之祸，贻谋不臧，卒致荒亡。

忽必烈班师称汗，改元立号，虽隐启纷争之祸，而化野为文，入长中原，实于此基之。迭录原教，未始非保存国粹之意。主非汉人，而文则从汉，故宋亡而文不亡，用夏变夷，此之谓欤？

元世祖即位以后，统一中原，宜乘此休养士民，修文偃武，古人放牛归马之风，何不可遵而行之？……既已统一海内，更宜止杀行仁，乃复穷兵东伐，黩武南征，天道恶盈，宁肯令其常胜耶？

世祖名为重儒，实是好武，因用兵而敛财，因敛财而任佞，阿合马、卢世荣后，复有桑哥，三奸肆恶，元气斲丧，虽先后伏诛，而民已不胜困敝矣。 （以上均引自《元史演义》）

黄仁宇：“只是如果他们（蒙古人）真能以‘无本身利害’及‘不无端干预’的立场，扫除辽金南宋以来的积弊与苛政，却也不失为在中国历史上的一种贡献。我们仔细读忽必烈的传记。无法断言他没有这样的心肠。……（忽必烈的诸多措施）都具有改革者的作风。” （《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

萧启庆：“他（忽必烈）把蒙古游牧帝国改建成一个以中原农业地区为主干的中国式的王朝。这一转变在中国历史上是极重要的一页。” （《内北国而外中国：蒙元史研究》）

张帆认为，忽必烈的“历史功绩”在于他接受了汉文化。

任崇岳：“元朝是短命王朝，享国不足百年，政治腐败是主要原因。但在忽必烈当政时期，政治是清明的，原因应在于他大力整顿吏治，清除贪腐，是元朝最有作为的天子。”

儿子

《新元史》载，忽必烈有子十一人。 《史集·忽必烈合罕纪》则另载有一子。

（表格 ）

女儿

（表格 ）

《元代帝像册·元世祖像》（南熏殿旧藏，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有说法推测为元人刘贯道所绘）

《元世祖出猎图》（元人刘贯道绘，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元世祖驭马图》（元人刘贯道绘）

《元世祖忽必烈像》（明人绘，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此外，后世还有多幅元世祖忽必烈的画像流传，其作者均不详。

影视形象

影视中的忽必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