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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糊的铜镜 编辑
作者
《模糊的铜镜》，这是钱锺书 先生1988年给香港版《宋诗选注》所写前言的题目。钱先生把他的这部《宋诗选注》比作“模糊的铜镜”，是有其深意在的，可惜学界至今似未有评述。
发展历史
可以说，编撰于50年代中期的《宋诗选注》是钱先生唯一一部引起了较大风波的书（参看陆文虎《<宋诗选注>：三十年前的一桩旧案》，王水照《<宋诗选注>的一段荣辱升沉》等文）。撇开时代因素，对宋诗的遴选问题提出看法，比较权威的声音来自胡适：“黄山谷的只选4首，王荆公苏东坡的略多一些。……他是故意选些有关社会问题的诗”（《胡适之晚年谈话录》1959年4月29日），而且钱先生后来也曾明确表示：“这部选本不很好，由于种种缘因，我以为可选的诗往往不能选进去，而我以为不必选的诗倒选进去了。”（彦火《当代中国作家风貌续编》）
然而，对于这部“作为当时气候的原来物证”的著作本质性价值的描述，钱先生找到了一个巧妙而充满睿智的比喻——模糊的铜镜。1992年，他在国内的人民文学出版社《宋诗选注》第7次重印本附记中，曾提醒读者：“本书港台版的序文（按：即《模糊的铜镜》一文）也附录于后，足以解释当时编选的经过。”
自然，我们首先注意到《模糊的铜镜》中这样的一段话：
“假如文献算得时代风貌和作者思想的镜子，那末这本书比不上现在的清澈明亮的玻璃镜，只仿佛古代模糊暗淡的铜镜，就像圣保罗的名言所谓：‘镜子里看到的影象是昏暗的’。它既没有鲜明地反映当时学术界的‘正确’指导思想，也不爽朗地显露我个人在诗歌里的衷心嗜好。也许这个晦昧朦胧的状态本身正是某种处境的清楚不过的表现。”
钱先生为何要用镜子作喻？如何才能理解这段话的意义？
我们理所当然地想到了钱先生的《管锥编》。
在《管锥编》中，钱先生有许多地方都饶有兴致地谈到了“镜子”问题，以致德国学者莫芝宜佳断言“《管锥编》中的镜子研究是迄今为止中国文学研究中最全面的”莫芝宜佳《管锥编与杜甫新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