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贫民窟 编辑
贫民窟(slum)一词一直用来指最恶劣的住房条件、最不卫生的环境。贫民窟是包括犯罪、卖淫和吸毒在内的边际活动的避难所,是有可能造成多种传染病肆虐城市地区的传染源,是一个和正直、健康毫不相干的地方,印度和巴西有最大贫民窟。
今天“贫民窟”这个统称词所指不明确,带有贬义。但是在发展中国家,这个词不再像最初时那样具有贬义,而仅仅是指状况比较差的或是非正式的住房。
贫民窟的定义十分模糊。联合国的贫民窟定义是最恶劣的住房条件、最不卫生的环境、犯罪率和吸毒盛行的穷人避难所。本·迪克斯说:“他们所处的情形各不相同。”在加拉加斯贫民窟中,这里的住房非常牢固,但犯罪率却比其他地方高,简直可以称得上无法无天。
19世纪20年代首次出现开始,贫民窟(slumdog)一词一直用来指最恶劣的住房条件、最不卫生的环境。贫民窟是包括犯罪、卖淫嫖娼和吸毒、甚至是传染病在内的边际活动的避难所,是有可能造成多种传染病肆虐城市地区的传染源,是一个和正直、健康毫不相干的地方。今天,"贫民窟"这个统称词所指不明确,带有贬义。这个词有多层意思。在指更敏感的、政治上正确、学术上严格的意义时,很少用这个词。但是在发展中国家,这个词不再像最初时那样具有贬义,而仅仅是指状况比较差的或是非正式的住房。
在报告中,"贫民窟"一词指各种低收入住区和糟糕的人类居住条件。贫民窟的定义简单讲就是"以低于标准的住房和贫穷为特征的人口稠密的城市区域。"这样直截了当地描述反映了贫民窟的主要的实体和社会特征,但在这个骨架之上还需要添些内容。
从20世纪50年代起,发展中国家农业人口的比例已下降了20%到30%。贫困的城市外来人口大都是从农村自愿来到城市的,目的是为了发掘真实存在的或是设想存在的经济机会。一部分经济机会是城市非正规部门的发展带来的。市中心许多大型非正规和非法居住区的增长就显著地体现了非正规部门的发展。在许多城市中,非正规部门就业人口占到全市就业人口的60%之多,通过提供产品和服务,非正规部门会很好地满足同样多的公民的需求。在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区,非农业就业人口的78%从业于非正规部门,创造占42%的国内生产总值。城市地区90%以上的额外就业机会在今后10年将产生于非正规部门的小型企业中。同时期,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城市正规部门的就业市场鲜有增长,甚至是在萎缩。结果,非正规部门呈爆炸性增长,随之而来的还有贫困和贫民窟的迅速发展。
政治冲突也会推动城市移民,不仅是在国内,还会跨越国界。在安哥拉和莫桑比克,内战迫使许多农村居民逃向相对安全的地方,很大程度上,导致了城市化。在20世纪80年代,约450万莫桑比克人迁到城市地区。
联合国人居署预计,到2030年,非洲将不再是一个遍布农村的大洲,因为半数以上的人口将是在城镇中--这一切转变不过是用了一代人的时间。
但是,农村人口迅速向城市迁移,不仅限于非洲。在过去40年,拉美经历了迅速城市化的进程,2013年,75%的人口住在城市地区。亚洲人口占全球人口的80%,也在经历城市化。2013年36%的亚洲人住在城市。世界上某些最大的城市,例如孟买、加尔各答、曼谷,人口超过1000万,其中1/3到1/2人口住在贫民窟。
大量农村人口迅速向城市迁移加速了贫民窟的形成。城市规划和管理体系难以应付大量人口涌入。
贫困
2013年,全球约50%人口住在城市地区目,32%住在贫民窟,43%住在发展中国家的贫民窟。重要的是要记住,虽然这些人不是都住在城市贫民窟里,但是,2013年全球50%的人,每天生活费不足两美元。联合国人居署报告发现,"扶贫的效率让人失望,有两大原因。许多最贫穷的国家经济增长极小;不平等状况持续不断,阻碍穷人参与促进经济增长。
虽然对全球城市贫困问题没有可靠的评测,普遍认为2013年城市地区的贫困状况少于农村地区。但是,2013年全球城市贫困人口的增长速度,远远高于农村。在实施结构性调整计划的发展中国家,大多数国家的城市贫困一直在加剧,结构性调整计划经常对城市经济增长、正式就业机会造成不利影响。城市地区贫困和营养不足的绝对人口正在增长。同样,城市地区贫困和营养不良的人口在全局中所占比例也在增长。总之,贫困正在向城市发展,2013年称之为“贫困城市化”。
居住问题
居住权缺乏保障是贫民窟存在的主要原因之一。居住权没有保障,贫民窟居民没有办法,也没有动力去改善居住环境。居住权有保障经常是获得包括信托、公共服务和就业机会在内的其他经济和社会机会的前提条件。研究反复证明,在居民土地权、居住权有保障的贫民窟,不管是正式还是非正式的保障,社区发起的贫民窟改善项目有更大的可能得以实施,并且在实际上取得成功。
全球化
贫民窟的产生与经济周期、国民收入分配发展趋势密切相关。2013年,贫民窟产生也与国家经济发展政策密切相关。报告发现,资本主义的周期性,相对低技术劳动力而言对高技术劳动力需求增长,全球化的负面影响--特别是经济繁荣与萧条的交替使不平等加剧,新增财富的分配也越来越不均--都造成贫民窟的显著增长。
报告指出,过去,全球经济体系在今日发达世界中的大城市制造了著名的贫民窟。2013年,这一体系很有可能在发展中国家故伎重演。
印度
谈到贫民窟,恐怕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超过印度。据联合国最新统计数字显示,印度的贫民窟人口达到了1.7亿,其中孟买最多,为1100万,占到该城市总人口的2/3。
贫民窟是墨西哥社会无法回避的问题。起初,墨西哥城政府对此是放任自流,但眼见贫民如潮水般涌入墨城,墨城开始行动,想通过强拆驱离等措施,将这些人赶走,但结果却是按下葫芦起了瓢。后来,政府只能承认现实,给贫民的住处确权登记,并通过财政扶持提升贫民窟的基础设施,甚至直接给居民发油漆、发水泥,以期能够逐步改善贫民窟的状况。这的确发挥了一定的作用,木板铁皮窝棚等第一代贫民窟,已经逐步被砖混房所代替,水电也逐步通到了山上,所谓的贫民窟,虽然依旧脏乱差且治安堪忧,但至少看起来并没有那么破败和困窘。但这并不意味着贫民窟已经不再是问题。贫民窟的扩张,与墨西哥城的发展同步。过去几十年间,墨西哥城的面积从120平方公里扩展到超过1500平方公里,人口从400万猛增至2000多万,成为全世界最大的城市之一。而墨西哥的城市化率,也从1950年的42.6%,上升到2015年的78%,比德国、西班牙还高。然而城市化率与现代化水平,并非简单的正向关系。在墨西哥城,每到一个路口,都像到了一个集市:卖香烟的,卖零食的,卖彩票的,甚至还有擦玻璃和搞杂耍的。各色人等穿梭于汽车之间,已经成为墨城一景。如今,墨西哥58%的就业人口属于非正式就业,既无保险也无福利。过去几十年间,由于农业现代化以及进口农产品的冲击,墨西哥的小农家庭几乎濒临崩溃。放弃耕作的农民涌入墨城,初衷是为了追求更好的生活。然而受制于教育程度有限,以及城市制造业和服务业的落后,城市并不能吸纳他们。然而这些穷人又不可能回到毫无希望的乡村,于是在郊区的破房子里扎下了根。这样的故事,从未间断,从未改变。
尽管贫民窟里的居民,多是从事低端服务业,靠卖体力来赢得微薄的收入,但享受这些服务的中产阶级,从未接纳他们。在墨西哥,不同经济状况的人,几乎没有任何交集。富人和穷人,去不同的超市和餐馆,孩子上不同的学校。居住的区域更是泾渭分明。在一些特别高档的居住区,甚至不允许公共交通进入,以避免那些低收入的人群出入。
这也是墨西哥不均衡发展带来的另一个后果,阶层割裂,彼此互不来往。其产生的影响是极其深远和恶性的:掌控政治和经济话语权的中上层人士,对底层人物的生活漠不关心,公共政策也便不会向他们倾斜,他们的命运就很难得到改善。这也是贫民窟难以治理的另一个原因,底层人士生活困苦,感到自己被社会抛弃,对政府更缺乏信任。这也给了贩毒集团等黑恶势力可乘之机,某种程度上讲,正是政府公共治理的缺失和失败,造就了以贫民窟为代表的一系列社会和经济问题。
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中心研究员潘家华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发达国家的“贫民区”和发展中国家的“贫民窟”是不一样的概念。发达国家的社会保障体系覆盖面广、能力强,只要是合法移民,基本生活、医疗和教育都能得到保障。但移居到发达国家的移民和当地人在发展方面不处在同一个起跑线上,因此他们的生活区成为贫民区。潘家华认为,巴黎大骚乱、伦敦地铁爆炸等一系列暴力事件逐渐让发达国家看清了贫民区这一社会不安定因素。贫民区表面上看是经济的贫困,但生活在其中的人面对的绝不只是贫富差距带来的压力,融入主流时受到的歧视、宗教和文化的冲突,逐渐造成了心态的失衡,这种潜意识中的对抗在相对封闭的贫民区不断累积,最终可能导致“爆炸”。
对于发展中国家的贫民窟,中国社会科学院第三世界研究中心副总干事江时学指出,发展中国家出现的贫民窟现象既是经济问题也是社会问题,主要是由于社会发展落后于经济发展造成的,与城市化速度过快有很大关系。贫民窟产生的原因有二:第一,推力——农村人口无法在农村生活,由于土地少或土地被少数人集中占有,大量农民只能从老家拥向城市;第二,拉力——城市工业化发展需要大批劳动力,城市生活的基础设施相对比农村好,两股力量的汇合使过量农村人口流向城市,成为无法被吸纳的剩余劳动力。拉美国家有一个词叫“蹲地者”,即形容两手空空的贫民游荡在城市中,随便往无人的地方一蹲,围上几块铁皮,这个地方就属于他,就是“蹲地者”的家了。江时学认为,解决发展中国家贫民窟问题的根本办法是协调好社会发展与经济发展,要使城市化发展速度适应经济发展阶段,特别要把握好农村人口的转移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