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之侠义、公案小说，原分两途。至清代二者合流，出现了侠义公案小说，此类小说将民众对惩暴护民、伸张正义的清官与铲霸诛恶、扶危济困的侠客的憧憬和向往纳入封建纲常名教所允许的范围之内，由清官统率侠客，既在一定程度上符合了民众的心愿，又颇适应鼓吹休明、弘扬圣德的需要。此类小说虽承《水浒传》之勇侠，精神则已蜕变，其人文蕴涵大体在于回归世俗，表现了鲜明的取容于封建法权、封建伦理的倾向。主要体现在：一、从以武犯禁到皈依皇权；二、江湖义气被恋主情结取代；从绝情泯欲到儿女英雄。本时期中较为出色的作品为《三侠五义》和《儿女英雄传》。

书名：侠义公案小说

类别：小说

《三侠五义》

作者： 候忠义

《三侠五义》所叙，是宋朝包拯审案断狱、安境保民，以及侠客义士帮助官府除暴安良、二行侠仗义的故事。一这两者之间，相互为用，以期达到“不负朝廷”或“‘致君泽民”的共同目的。!它的出现，表明清代传统的公案小说与侠义小说的完全合流。《三侠五义》就是合流的“侠义公案派”小说的典型作品，是一部成功的代表作 。

在中国古代小说发展的历史长河中，侠义和公案虽同属世情小说范畴，却是两个重要的、不同的题材。长期以来，它们独立发展，各有成就，形成两个流派。

公案小说以审案断狱为主，内容上大都歌颂刚正不阿、清明廉洁、执法如山、为民伸冤的清官。一公案小说，一是有其历史发展的线索和传统的。如在魏晋南北朝小说中，就孕育着公案小说的萌芽。如《列异传》里的《苏娥》、《搜神记》里的《东海孝妇》就是其例。如《东海孝妇》写的就是一桩冤案。孝妇周青“养姑甚谨”，婆媳关系甚好。婆婆谓自己“已老”，惜妇“年少”，为免除守寡媳妇的负担和劳苦，宁肯自溢。然而婆婆.死后，因其女告官，诬妇为凶手，官府不明，屈打成招，遂成冤案。狱吏于公“仗义直言”，据理力争，仍未改变冤妇的命运，含屈而死。后任太守重审此案，为妇伸冤，并亲身祭祀孝妇，地方方得安宁。

唐代传奇与轶事小说，亦不乏公案小说之作。如《纪闻·苏无名》，就是唐代一篇成功的推理破案小说。它表彰了武则夭时的一个捕盗能吏苏无名。武则天曾赏赐太平公主细器宝物两食盒，所直黄金千锰，结果被盗。武则天大怒，限洛阳长吏三日破案，长吏限县尉二日，县尉限吏卒一日。吏卒无奈，只好求破案能手苏无名帮助。苏求武则天宽限日期，但“亦不出数十日耳”。苏见一伙出葬的胡人，到一新坟处，虽设祭奠，但“哭而不哀”，撤奠之后，“巡行家旁，相视而笑”。苏无名判定其坟为藏物之所，胡人则为盗贼。于是破了此案。

宋元时代的公案小说，一是说话中的“说公案”。这是民间说书艺人创作的公案小说，它主要叙述冤案的发生和过程，对含冤受屈者寄予很大的同情，最终清官断案只是小说的一个尾巴，官吏的例行公事。像著名的作品如《错斩崔宁》主要写受害者崔宁、陈二姐含冤受屈的事实，重点并非职责官府的“率意断狱、任情用刑”。凶手是由刘大娘子发现并报告官府，才使案情大白于天下。《简帖和尚》也是着重叙述由于和尚的奸谋，致使黄莆松休妻，造成杨氏的悲剧。最后也是由于杨氏发觉和揭发了和尚的阴谋，冤情才得到昭雪。

二是在历代案例的基础上，演绎派生出公案小说。如五代和凝父子编的《疑狱集》、南宋庆元年间桂万荣的《棠阴比事》、郑克辑的《折狱龟鉴》、《明公书判就是公案书的演变和发展清明集》等，就是各代的公案书。《醉翁谈录》记录的“私情公案”和“花判公案”就是“公案书”的演变和发展，是“公案书”影响下的产物，这类故事重点是记述官吏的明敏断案和判词的巧妙、诙谐，视线集中在清官身上。而不是在受屈含冤者身上。他主要来源于前代“公案书”，而不是现实生活中的故事。他的思想、艺术价值明显不如前一类公案小说。明代后期出现的一大批公案小说，如《龙图神断公案》、《皇明诸司廉明奇判公案》、《明镜公案》等，与“公案书”关系密切，甚至保留了若干文牍形式；但也与话本小说关系密切，不断从中吸取题材。如《海刚峰先生居官公案传》(简称《海公案)))，实际上是一部短篇小说集。每回一个故事，它一方面采取了公腆文书的形式，每回先有记述全案过程的一段说明文字，分“告”、“诉”、“判”三个部分，而内容又系小说家的编撰，并非海瑞实事，且与宋元话本关系密切。如第三十九回《捉圆通伸兰姬之冤》、。第四十二回《判明合同文约》，就是宋元话本《简帖和尚》、《合同文字记》的改编、脱胎之作。又如《僧徒奸妇》、《妒奸成狱》、《判给家财分庶子》、《判谋陷寡妇》等，又为明代拟话本提供了素材。又如《龙图神断公案》，与《海公案》性质相同，也是短篇小说集，而以包公贯串其书。题材上既有民间流传的故事，又有采自史书的案例，而不少内容又是从《海公案》辗转抄来的。

侠义小说以豪侠行侠仗义为主，歌颂重义尚武、扶困济危的精神。在汉魏六朝小说中，有《搜神记》里的《三王墓》(即《干将莫邪)))、《李寄斩蛇》，《世说新语》中的《周处》等，已初具侠义小说的风采。如《三王墓》中的侠客仗义相助，为被楚王枉杀的铸剑工匠干将复仇，竟牺牲自己的性命，这正是《史记》的《刺客列传》、《游侠列传》中侠义精神的继续和发扬。

唐代的侠义小说比较成熟，如《红线》、《昆仑奴》、《聂隐娘》等，就是成功的作品，其中红线，聂隐娘、昆仑奴，都是武艺高超，逾墙走壁，飞剑取人的侠客，带有浓厚的浪漫色彩。

宋元话本中，“朴刀”、“杆棒”类作品，属于侠义小说的范畴。如《宋四公大闹禁魂张》、《杨温拦路虎传》等。直到明代的《水浒传》，始有长篇侠义小说出现，它被李蛰冠以“忠义”之名，被天都外臣称为“有侠客之风，无暴客之恶”。清以前的侠义小说，从内容上看，其男主人公或凭个人的技艺去创英雄业迹犷或组成群体去扭转乾坤;有的写实，有的幻想，分属两种类型。

清代中叶《龙图公案》(《三侠五义》的早期名字）的出现，使公案小说加入了大量的侠义内容，使侠义和公案这两类一向独立发展的小说，_被有机地结合在一起。“这等小说，大概是叙侠义之士，除盗平叛事情，而中间每以名臣大官，总领一切。”(鲁迅《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这种大臣与侠士的关系，在《三侠五义》里就是包公与南侠、北侠、双侠、五鼠的关系。为什么能形成这种关系?这是因为侠士的“行侠作义”，需要官僚的支持，而官吏的“除暴安良”，亦需侠士的帮助。他们的目的是相同的。《三侠五义》第十五回写包拯陈州放贩后，表示还要做几件惊天动地之事，“一来不负朝廷，二来与民除害，三来也显显我包某心中的抱负。”第一百一回写小诸葛沈仲元对黑妖狐智化说:“你我不能致君泽民，止于侠义二字，了却终身而已一，有甚讲究。”可见“不负朝廷”与“致君泽民”是他们的共同追求。那么，促成侠义公案小说合流的原因何在呢?从艺术发展的传统说，以《龙图公案》为代表的公案小说，长期格守案情加判词的模式，束缚着公案小说向着更高的水平发展，故加入大量的“侠义”内容，以使小说活泼充实;从社会现实的需要来说，清朝正走下坡路，封建统治虽能维持，但矛盾重重，危机四伏。百姓要求社会安定，呼吁清官;户知识分子企盼兴邦治国，建功立业。于是，这种清官与侠客的结合，就符合社会与各阶层人物的需要。

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谈到《三侠五义》出现时说:

时去明亡已久远，说书之地又为北京，其先又屡平内乱，游民辄以从军得功名，归耀其乡里，亦甚动野人散羡，但凡侠义小说中的英雄，在民间每极粗豪，大有绿林结习，而终必为一大僚隶卒，供使令奔走以为宠荣，此盖非心悦诚服，乐为臣仆之时不办也。

这说明了《三侠五义》等侠义公案小说，括《施公案》、《彭公案》、《永庆升平》等在内，产生的社会背景之一。概括地说来，其一，近代这个时期并非是什么“太平盛世”、“清朗世界”，现实中的阶级斗争，使统治阶级的“安全感”大大减弱了，于是侠勇之士就在公案小说中出现，并发挥了重要作用;其二，官僚、侠士的除暴安良，以及侠士得到封赏，乃是表现了作者对功名利禄的追求，维护和安定封建统治的愿望。应该指出，《三侠五义》是市民思想的产物，它不可能超越忠孝节义封建正统思想的樊篱，但又体现了人民群众的部分愿望和要求。小说中对豪强、显贵罪恶的暴露，对世态炎凉的抨击，都表达了人民对贤明政治的追求和对是非善恶的态度，有一定的意义和认识价值。

公案侠义小说经过短暂的繁荣，很快就走向下坡路，思想内容从《三侠五义》单纯的忠奸、正邪斗争，发展到镇压农民起义;从具有一定人民性的小说、发展为具有落后或反动倾向的作品。但近代公案侠义小说，无疑为晚清新武侠小说的产生，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公案小说始于《水浒传》，经《三侠五义》发挥到极致，现代小说《四大名捕》传承，现有纵有波澜，亦成强弩之末：二者均思变迁。左右不出始终在老圈子里徘徊，即使在它的“黄金时代”也只是大同小异的模拟抄袭，《三侠五义》的续书版本繁多至二十四续。

《施公案》问世，是中国公案小说与侠义小说合流的标志。《施公案》今存庚辰(嘉庆二十五年)厦门文德堂刊小本，载嘉庆戊午(三年)序文。清陈康祺《郎潜纪闻二笔》云：

少时即闻乡里父老言施世纶为清官。入都后则闻院曲盲词，有演唱其政绩者。盖由小说中刻有《施公案》一书，比公为宋之包孝肃、明之海忠介，故俗口流传，至今不泯也。……公平生得力在“不侮鳏寡，不畏强御”二语。盖二百年茅檐妇孺之口，不尽无凭也。(重点号为笔者所加。下同)

陈生于清道光二十年，同治十年成进士，官至刑部员外郎。从他的这些话，可见施公故事早已在民间流传。

《三侠五义》虽于光绪五年出版，但嘉庆时期石玉昆已为说唱这部小说而享盛名，道光四年（1824年）的庆升平班戏目中,有不少《三侠五义》的重要关目 如《琼林宴》、《三侠五义》、《遇后》、《花蝴蝶》、《乌盆记》都已说明《三侠五义》在成书定稿前已经在民间广为流传。《三侠五义》小说弘扬人间正气，修正了《水浒传》中侠客们招安后不得善终的悲惨结局，也修正了《施公案》中把侠客沦落成奴才的命运。把侠客义士的除暴安良行为与保护清官、协助清官断案完美的结合起来，塑造了青天和侠客们正面崇高的形象，表现了宣扬忠义、维护社会秩序、为国为民的思想。侠客们协助清官，与邪恶势力对立，仗义除暴，为民申冤，反映了基层人民群众的思想和愿望。小说明显地表达了人们对清明政治的要求和对是非善恶的态度，具有深刻的意义和认识价值。是公案侠义小说中最具代表性、文学价值最高的一部作品。

《彭公案》较晚出(光绪十八年)，但其故事的形成似在《施公案》之前。理由是：《彭公案》中显赫一时的黄三太，在《施公案》里“早已去世”；而《施公案》中的风云人物黄天霸以及他的义兄贺天保、武天虬、濮天雕等在《彭公案》里还是十五六岁的少年。《彭公案》第二十八回谈到金大力时说：“下文在《施公案》里，保施公在扬州拿了无数盗贼，这是后话不提。”从人物和情节的衔接、发展等方面看，《施公案》颇有些像《彭公案》的续集。又，纪昀《阅微草堂笔记》卷八《如是我闻》中载有窦二东(墩)事。纪书写于乾隆五十四年至嘉庆三年之间。这也可作为彭公故事早于《施公案》的旁证。《永庆升平》(前传)与《彭公案》同年刊行。作者郭广瑞《自序》云：

余少游四海，在都尝听评词演《永庆升平》一书，……国初以来，有此实事流传。咸丰年间，有姜振名先生，乃评谈今古之人，尝演说此书，未能有人刊刻传流于世。余长听哈辅源先生演说，熟记在心，闲暇之时，录成四卷，……遂增删补改，录实事百数回……

说明了这部小说的成书过程。

公案侠义小说，所叙不外一个清官(或名臣大僚)统率一群侠客，微服私访，查办各种案件，剪恶锄奸，除盗平叛的事。

在这里，清官和侠客都较前有了很大变化。首先，清官的忠君色彩大大加浓，爱民思想相对淡化。《施公案》第三十回写清官施仕伦劝教黄天霸道：“尽忠岂能顾众!”这便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清官的主要任务，渐由为百姓的折狱断案、伸冤雪恨，发展为直接维护王朝的除“盗”平叛——镇压一切反抗官府的力量。其次，侠客的义重于生死的观念被忠高于一切的思想所代替。宋江私放劫官银的晁盖而丢官，花荣救宋江而落草。《施公案》中的黄天霸投降官府以后却反过来亲手杀死了曾经歃血为盟，誓“同生死”的结义兄弟武天虬和濮天雕等，说：“为施公难以顾义。”“既为县主，难顾友情。”(第六十五、六十六回)这便是重忠弃义的例子。他们虽尚存济困扶危之绪余，但总的倾向已不再是“济人急难而不矜其功，时犯法禁而廉洁退让”之士，而成为主动“改邪归正”，为王前驱和故意炫耀自己武艺，以博皇帝重用的名利之徒。

这类小说中有不少清官明断案的故事，表现了劳动人民的经验和智慧，饶有趣味。但同时也夹杂了许多荒诞无稽的迷信糟粕。这无疑也降低了作品的质量和价值。但这却似乎并不影响群众阅读和进书场听讲这些故事的兴趣。这是因为：迷信观念，它既是统治阶级用以麻痹人民反抗、斗争意志，以巩固自己统治的一种工具，同时也是人们无法控制和认识自然力量，特别是被奴役者不能掌握和解释自己命运时的一种虚幻的想象和自我慰藉、自我解脱的心理机制。它在生产力水平低下、处于愚昧和半愚昧状态的人中普遍而大量地存在(即使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高度，只要还没有达到人们可以完全自我主宰命运的时候，仍然会有它的市场)。中国古代小说中很少没有迷信的描写，不过在公案小说和公案侠义小说的前期作品中显得更为突出罢了。

公案侠义小说的内容，为什么在这个时期会有这样的变化?它们的思想价值既不高，艺术上除个别作品外又都很粗陋13，为什么能长期在民间广泛流传，受到群众的欢迎?仔细考察起来，原因是多方面的。

(1)清代自嘉庆以后，国势转衰。统治阶级奢侈腐化，大小官僚贪污成风，农民起义和少数民族反抗斗争不断爆发。如嘉庆元年爆发的川楚白莲教起义，先后参加者达数十万人，转战五省，历时九年。嘉庆十八年，天理教首领李文成在河南起义，林清一支曾潜入北京，一度攻进皇宫。道光十一年底发动的湘西瑶民起义，时断时续，更达二十来年。据不完全统计，鸦片战争后十年间，规模较大的农民起义发生了一百多次，仅1847年就有26次。咸丰元年，便爆发了席卷全国的太平天国革命和捻军起义。而这时清王朝因承平日久，武备废弛。其正规军——八旗军和绿营军都腐败堕落，缺乏战斗能力。据《清仁宗实录》记载：八旗驻防军久不操练。有一次嘉庆至杭州阅兵，八旗兵箭箭虚发，甚至有人从马上掉了下来(卷三八，嘉庆四年正月)。绿营兵的情况更糟：将领们扣克军饷，争置田产；军队则每到一地，大肆抢劫。他们与起义军相遇，常常一触即溃。统治者面对这种情况，便一方面转而重用各州县地主武装的“团练乡勇”；另方面在剿的前提下，更加注意做起义队伍中的策反工作。而且在以上两方面都收到了明显的实效。咸丰、同治皇帝用曾国藩湘军和李鸿章淮军围歼太平军和捻军，又召抚张嘉祥(后改名国梁)、李昭寿等反攻太平军和捻军，使革命事业遭受严重损失，这便是最突出的例子。公案侠义小说中的卢方和丁家兄弟，以及黄天霸、贺天保之流人物，便是这种在封建统治者的策略转变下地主武装和变节分子起而效忠王室的社会现实的反映。这就是说，公案侠义小说这种内容上的改变，是适应清王朝的政治需要而出现的14。

(2)但是“适应清王朝的政治需要”，可以成为公案侠义小说内容改变的动因，却不能成为这类小说兴盛的原因。文艺发展的历史证明：凡统治者提倡而缺乏群众基础的作品是没有生命力的，它们只能像肥皂泡那样一闪而灭。所以，广大群众的喜爱，才是这类作品兴旺的主要原因。

在一定历史发展阶段的封建社会里，农民和地主是对立的统一，即矛盾的双方共处于一个统一体中。它们“因一定的条件，一面互相对立，一面又互相联结、互相贯通、互相渗透、互相依赖”；又“在一定条件之下”“各向着其相反的方面转化。”15高明的统治者制定和施行给予人民勉强生活下去的法律和政策。但是，许多权豪势要则常常不满足于既定的利益，凭借自己的地位(包括关系)和权势，贪得无厌地攫取更多的钱财和女色，享受极度荒淫奢侈的生活，社会上大量抢偷奸淫的盗贼棍骗，也时时侵害着普通百姓的生命财产。而各级衙门中，多数又是贪污受贿的赃官酷吏，只认钱财权势不认理；老百姓含冤受屈，诉苦无门。在这种情况下，清廉公正的官吏为之折狱断案，伸冤雪恨；行侠仗义的侠客出来济困扶危，惩恶除奸：一方面固然可以维护封建统治阶级的长治久安，另方面也给人民带来了直接的好处。小说所表现的这种思想虽然并不高明，然而它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生产关系制约的特定情况下)代表了平民百姓的理想和愿望。它是黑暗社会里无数受害无告的人们拯救苦难的心灵的寄托，因而投合了最大多数民众的口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