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著《中国通史》（简编）

《中国通史简编》

范文澜充分展现了其深厚的国学功底及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于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8月至民国三十年（1941年）底撰成约60万字的书稿，民国三十年（1941年）5月由延安新华书店出版上册，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出版中册。出版后风行一时，广受欢迎，十年间先后有8种版本刊布。 此书出版时题署“中国历史研究会编”，实际上“是由范文澜独立写成，学术界也公认为他的代表作。”

此后，范文澜对于通史的写作乐于听取学界意见，孜孜以求其学术的完善，这也是范著通史能够为学界所公认的缘由之一。范文澜将修订《中国通史简编》（后实际上为重写）作为首要工作全力投入。他以华北大学历史研究室人员为班底，于1950年5月率先创立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这一国家级史学机构，并在所内设立“通史简编组“以全力从事《中国通史简编》之修订。他自己也无疑将工作重心放在修订《中国通史简编》上，除此之外，他还要求所内同仁“深入钻研“，要为“古代史、少数民族史、世界史、苏联史“等方面的研究作准备。

1968年7月20日，毛泽东表达对范文澜继续撰写通史的支持。范文澜非常兴奋，在病中仍以坚强的毅力着手安排，计划五年内完成全书。他为撰写《中国通史》可谓呕心沥血，但是其通史撰著未竟全功。1953年完成全书“绪言“和第一编（战国以前）之修订。1957年6月完成第二编（秦汉至隋统一）。1965年4月完成第三编（隋唐五代十国部分），总计约110万字。出版时虽题为“修订本中国通史简编“，但实际上并非简单“修订“的意义，而是重新撰写，1978年再版时书名改题为《中国通史》。

《中国通史》（简编）学术特点

范文澜

范文澜极其重视论述各个历史时期的特点和社会结构。如论述“周初大封建”，建立较大侯国，降服许多小国，含有统一天下于周王的意义，显然是一个进步。强迫奴隶制度的小邦接受周朝的封建制度，更是一个重大的进步。分封与宗法制度密切结合，以周王为中心，形成一层一层的宗法等级关系。而其真实的社会物质基础，就是封建土地所有制。根据唯物史观原理，在阶级社会中，造成社会变化的原因，是各个时期的政治势力、政治主张、阶级或阶层间利益的斗争，而其更深层的原因则是社会物质生产的变化和不同集团间经济利益的推动。按照这种理论和方法考察历史，对于提高历史学的科学性有重大的意义。贯穿范著全书的正是这一指导思想，书中以阶级关系和经济领域变动来解释社会变迁有许多成功的例子。

对于三国鼎立的局势，除了论述东汉末年社会混乱情势下三大政治集团的角逐外，范文澜又从经济的角度作了深刻的分析。他提出的一个重要论点是“从经济方面说来，三国分立也是东汉末年社会大破坏的自然产物”。其理由是：原来黄河流域是经济最发达的中心地区，因之它也是政治文化的中心地区。“这个伟大强盛的中心地区首先带动了长江上下游地区（益、荆、扬）的经济逐步前进。”西汉中期，楚越地方还被称为：地广人稀、刀耕水耨，无冻饿之人，也无千金之家。“这就是说，江淮以南经济落后，剥削者还不能积累起千金。到了东汉时期，大地主豪强到处出现，说明经济已有发展，足以产生大的剥削者。”范文澜根据经济、民族、文化等层面综合考察，对偏安一隅的东晋南朝共三百年对中国历史发展的积极作用也给予颇高评价。“东晋时期，北方汉族人大量南迁，长江流域经济有很大的发展，逐渐接近黄河流域未遭破坏时的经济水平，文化的兴盛，更远远超过当时的北方。南朝文化为隋唐统一时期高度文化奠定了基础。”

范文澜注重多层面反映历史真实。首先是论述各朝代重要制度的创立衍变。制度的沿革是历史运动的主要表现形式之一，对于反映历史人物的行为、社会阶段的特征，对于认识各个朝代阶级的、经济的、文化的状况和中国历史走过的道路，以及总结兴衰治乱教训，都有很大关系。《中国通史简编》还多角度地展示促进和影响中华民族历史发展其他方面的问题，如水利工程、中外关系和文化交流，汉族地区社会结构和不同阶层的作用、民族活动、文化心理等。

范文澜注重编著多民族共同的历史。书中记载各民族的历史有两项极为突出：一是对于少数民族在历史上作了出色贡献的人物，如北魏道武帝拓跋珪、太武帝拓跋焘、周武帝宇文邕、吐蕃弃宗弄赞普（松赞干布）等对本民族和整个中国历史作出的贡献，都予以详细记载和高度评价。二是在第三编中设立了“吐蕃国”、“回纥国”、“南诏国”三个专章，以9万字的篇幅来记述隋唐时期三个周边民族的政治、经济、制度和文化，这在通史著作中确实有首创的意义。

《中国通史简编》中范文澜评价历史人物目光犀利，严格地从历史条件出发，善于透辟地、辩证地分析问题。著者还注重运用比较方法评价人物，如书中对盛唐三大诗人李白、杜甫、王维学术思想渊源和风格不同的比较，对韩愈和柳宗元在古文运动中风格和地位不同的比较，都极具深度而有说服力。书中这类成功之处甚多，对于治史者更好地掌握评价历史人物的理论和方法，无疑大有裨益。

史学思想

范文澜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想就是他在长期关注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形成的，并且他较早将马克思主义理论应用于史学研究，完成其人生中最重要的两部著作。随着时间的推移，范文澜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想进一步发展，集中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从汉本位到民族融合。在初版《中国通史简编》中，范文澜以汉民族本位来叙述民族关系，对异族入侵则着重写人民群众的英勇抵抗。在修订本中，他运用阶级分析法论述历史上的民族关系时指出，民族之间的压迫、战争，“本质只是一个民族的统治阶级压迫别一个民族，主要是压迫别一个民族的劳动人民”，罪魁祸首是各民族的统治阶级。他认为，中国的历史“是构成中华民族的各族男女劳动人民长期共同创造的成果”。

二是“劳动人民是历史的主人”。在初版《中国通史简编》中，范文澜明确人民是历史记载的主体。新中国成立后，范文澜开始将劳动人民与生产力、生产关系联系起来，他指出，生产力是历史的推动力，劳动人民是生产工具和人力的创造者。他肯定了劳动人民在创造历史过程中的作用，提出劳动人民是历史的主人。

三是阶级斗争学说的运用。在初版《中国通史简编》中，范文澜运用阶级斗争学说分析历史事件，在修订本中他运用阶级斗争学说分析阶级社会历史发展的方法，指出：“不仅要分析各个阶级相互间的关系，同时还得分析各个阶级内部各种集团或阶层所处的地位。”同时，范文澜反对阶级斗争理论的教条化，“如果只是记住了阶级斗争而没有具体分析，那就会把最生动的事实变成死板的公式”。

1963年，范文澜为《红旗》等单位再次讲经学，形成文章《经学讲演录》。该文依然保持了深入浅出的行文风格。与延安时期的《中国经学史的演变》相比，此文对经学的论述，心态比较平和，在某些地方更加深化了。《经学讲演录》谈了四个问题：一、经的开始；二、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之争；三、宋学；四、明清的经学。这四个问题，基本上反映了范文澜对经学发展史的分期认识。“经的开始”指经学的初期发展阶段，从周朝到西汉末。“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之争”在他看来是经学发展的第二个阶段：“从西汉后期开始就变成今、古文之争，这一斗争直到唐朝告一结束”。“宋学”代表了经学的一个时代，但它并非专指宋代的经学。它在唐朝已开始酝酿了，直到明末，但最盛时则在宋朝。明清经学是经学的最后一个阶段。“清代的经学可以称之为汉学”。范文澜列的这四个题目，点出了经学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将它们连起来，具有经学通史的性质。可见，此文仍然具有“通”的特点。

经学研究

古文经学

《群经概论》

在今古文两家有争议的地方，范文澜大都表明自己支持古文家的观点。如对于《周礼》，今文家认为是伪书，该书设立专节“周礼不伪证”，引用汪中、陈澧、陈汉章、黄侃等人的观点和论证，否定今文家的看法。最后说：“读陈先生此文，可知春秋时诸侯虽不能共秉《周礼》，而典制之遵用者，自《左传》一书观之，已多至六十证，《周礼》之非伪书，的然无疑矣。” 对于今文家攻击的《左传》，他引《史记》、《汉书》有关《左传》的记述和评论，表达自己的看法：“案《史》《汉》之言，昭明若此，谓左氏不传《春秋》，特汉博士嫉妒道真之辞耳。” 范文澜征引了刘逢禄否定《左传》的观点，接着又引述章太炎对刘逢禄进行驳斥的文字，并发表自己的看法：“章氏所云，驳诘明快，足以张左氏学者之目。”“刘歆、桓谭、王充三说，皆足正当时俗儒妄谓左氏不传《春秋》之谬。” 他对章太炎驳斥刘逢禄的文章非常赞成，说“章氏驳刘说极是”，“案章说甚辩，足以塞刘氏之口。” 在《仪礼》篇数问题上，他批评今文家皮锡瑞武断：“皮锡瑞《三礼通论》力主十七篇并非残阙不完之说，可谓武断。”

对于晚清今文家力攻《逸礼》，他持反对态度。他说：“清儒邵懿辰力攻《逸礼》，以为伪作。丁晏辨之曰：‘位西谓逸礼不足信，过矣！当依草庐吴氏别存逸经为允。’至斥逸礼为刘歆诬伪，颇嫌臆断，且逸礼古经，汉初鲁共王得于孔壁，河间献王得于淹中，朝事仪见于《大戴礼》，学礼见于贾谊书，皆远在刘歆以前，未可指为歆赝作也。”“皮锡瑞辈称逸礼即非伪造，亦必孔子删弃之余，殆未必然也。”

当然，他对今文家的观点并不一概排斥，他对皮锡瑞的经学成果就很重视和尊重，有时还专节介绍皮锡瑞的观点，如第九章的第十八节，标题是“皮锡瑞说存三统”，第十九节的标题为“皮锡瑞说异外内之义与张三世相通”。对皮锡瑞合理的观点，他也予以肯定，如他说“皮氏论《大戴》次序合于礼运说甚精当。”“皮氏力主王制为今文大宗，其说甚是。” 对皮锡瑞比较正确的论断，书中也予以引述，如在第七章的第六节“仪礼读法”，他赞成皮锡瑞的看法：“皮锡瑞《三礼通论》谓‘《仪礼》重在释例，尤重在绘图，合以分节，三者备则不苦其难’。”

经学史

范文澜

《中国经学史的演变》的字数近3万字，由五部分组成，即前有“绪言”，最后是“总结”，中间正文分三部分：第一部分汉学系——孔子到唐；第二部分宋学系（道学、理学、心学）——唐到清；第三部分新汉学系——清到“五四”。绪言谈了六个内容：经是什么？经是怎样产生的？经讲些什么？经与经学，经学史的分段，经学发展的规律。三部分正文基本是依历史时代梳理经学史，从孔子到唐是第一个阶段，这个阶段经学的范畴为汉学系。从唐到清是第二个阶段，此阶段经学的范畴为宋学系。从清到“五四”运动，是第三个阶段，其特征表现为新汉学。对每个阶段，范文澜按照经学的变化，又划分若干小段，单独标目，间或按照问题进行标目，目的是把该阶段经学的演变线索和特点讲清楚。

范文澜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对于经学演变过程的梳理是极其精到的，摆脱了今、古文家派的狭隘观念，体现了实事求是的精神，在经学研究的历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因为这个演讲是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延安作的，在体现鲜明的时代特点的同时，不可避免地带有时代局限性。

教育思想

解放战争时期，范文澜出任北方大学校长和华北大学副校长，同时兼任历史研究室主任，选拔优秀学员作为研究生，培养历史研究人才。范文澜以其自身的学术生涯和治学之道，寄望青年茁壮成长。他教诲大家，做学问一定要坐得下来，要懂得“十年寒窗苦”的道理。灌输“坐冷板凳、吃冷猪肉”的“二冷”精神，潜心从事历史研究工作。“坐冷板凳、吃冷猪肉”，是一种借喻。

范文澜坚持发扬中国经学家、史学家言必有据的严谨治学态度，反对鄙视那种空疏浅薄的学风。他指导研究生进行历史研究，从整理档案原始资料入手。他告诫：从档案中搜求资料如披沙拣金，这是研究工作“从根做起”的重要一步。历史学与哲学不同，是一门实学。历史研究要“务实”。

黎澍：范老的通史写得流畅生动，使人爱读，尤其是唐代文化部分，特别是佛学，很深的道理用平实易懂的话语写出来，那是很少人能写得出来的。

蔡美彪：范文澜自二十年代参加革命，一直以学术研究作为职业。他的治学态度的特点可以概括为两个字，即“实”与“冷”。…………平时生活极为俭朴，在研究所的建设上，也一贯提倡艰苦朴素的作风。晚年卧病，医嘱休息，但只要身体条件尚可，仍然奋力写作，辛勤工作了一生。作为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的所长，范文澜以其倡导的严谨务实的治学态度为近代史所建立了优良的学风，他一生无私奉献是后人学习的榜样。

戴逸：“（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中国近代史》两部著作）全面地、系统地阐明了中国的全部历史，教育、影响了后代的历史学家，也教育、影响了当时千千万万的革命者”。

胡绳：范文澜同志是忠诚的共产主义者，是对历史学作出了杰出贡献的学者。……在范老的身上，既体现了中国经学家、史学家的优秀传统，又表现了共产主义者的战斗精神和高尚品质。范老以其一生的治学证明马克思主义是研究历史的最科学的思想武器，只有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出发，运用马克思主义方法，才能对中国的丰富历史遗产给以科学的说明，作出科学的结论，才能做到古为今用，通过历史研究来激发人们的爱国主义热情和为社会主义不断前进的战斗精神。范老站在坚定的马克思主义立场上，发扬了中国经学家、史学家的一丝不苟、言必有据的严谨的治学态度。他是这种优秀传统的继承人。当然，他不是埋首故纸堆中脱离实际的学者。他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战士，他排斥和鄙视那种空疏浅薄的学风。范老的治学和为人都足以为后人的楷模。

刘大年：至今提起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的中国通史和近代史著作，人们仍然要首先举出这两部书（《中国通史简编》《中国近代史》）。这种情形，近乎绝无仅有。

卞孝萱：范老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一代的史学大师‚他的著作流传甚广。……范老主张“专、通、坚、虚”‚可见他提倡的是在“通”的基础上的“专”。……“专”与“通”要结合‚“坚”与“虚”也要结合。这四个字‚是范老治学经验的总结‚是我终生奉行的格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