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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新时期文学 编辑
社会主义新时期文学以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为起点，恢复和发展了革命现实主义传统，并且现实主义本是中国文学主要的潮流。1976年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以后，尤其是从1978年12月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起，开始全面纠正“文化大革命”中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进而作出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进入新的历史时期。中国文学也发生了历史性的转折变化，从此被称为“社会主义新时期文学”。
新时期文学的形式、风格流变由于社会生活、思想文化背景的变迁和文学题材主题的广阔开拓，以及作家日益重视自身的创作个性，这时期文学的风格和形式的变化也至为明显。50年代充满欢乐的明朗色调和60年代不断滋长的对现实的矫饰，已从文坛消失。作家们斑斓的笔触普遍透出深沉、真挚和严峻的色彩。艺术表现形式的创新产生互相逆反又互相补充的令人瞩目的趋向：一种刻意于民族传统的发扬，一种致力于外国文学现代手法的汲取。刘绍棠以《蒲柳人家》、《鱼菱风景》所标榜的“乡土文学”和邓友梅以《那五》、《烟壶》所开拓的“市俗文学”，是前一趋向的典型代表。这类作品注意故事的完整结构和语言的地方色彩，以深切地表现民族心理积淀和乡土韵调风习见长。吴祖光的《闯江湖》、梅阡的《咸亨酒店》、苏叔阳的《左邻右舍》等剧作，也属于这种艺术追求。这时期历史题材创作和受欢迎的多数通俗文学作品，尤注意在师法民族传统方面下功夫。后一种趋向在诗歌、小说、戏剧各个领域，也无不有作家付出相当努力。新诗本得力于借鉴外国。近年无论格律诗还是自由体，都更多追求变形、象征的意象和留出大段想象空白的快节奏跳跃，明显受到西方现代派的影响。舒婷、北岛、顾城等青年诗人的作品，由于整体意蕴朦胧乃至晦涩难懂,遂被称为“朦胧诗”,一度受到倡导以古典诗和民歌为新诗发展基础的一派诗人的异议。而小说创作中以王蒙的《春之声》、《海的梦》等系列作品为代表，采用“意识流”式时空错位的结构与描写手法,尽管也引起争议,但在小说界终亦蔚成流风。至于宗璞的《我是谁》等小说更汲取超现实主义的怪诞手法。戏剧方面沙叶新(回族)的《陈毅市长》采用以人串事的“糖葫芦”式结构；贾鸿源、马中骏的《路》则以情绪脉络组合场面与人物，并设置主人公的另一自我形象;高行健的《绝对信号》、《车站》和《野人》,致力于舞台多层时空的开拓，以展现人物昨天与今天的联系，揭示事件过去与未来的因果，等等，引进的也正是国外的现代戏剧观念和手法。
当然，还有相当多作家介乎两种趋向之间，追求两者的理想统一。艺术表现形式的不同趋向，反映了作家的不同的审美趣味和文学观念，外化于作品也就显现为不同的具体风格。这种形式、风格的多元发展，必然促进富于地域色彩的文学流派的形成。这时期以古华、孙健忠（土家族）、韩少功等为代表的湖南作家群，其风格明显地不同于以陆文夫、高晓声、李杭育等为代表的吴越作家。而以张贤亮、张承志（回族）、路遥等为代表的黄土高原作家，与自标“魔幻现实主义”的西藏作家，其格调也迥然相异。近年西部地区不仅崛起新边塞诗派，而且产生了“西部文学”的内涵更为宽泛的概念。某些论者认为，在高原大漠的雄浑背景下描写人民开发边疆、保卫边疆的丰功伟业和豪情壮志，色调粗犷、豪放而悲壮，这正是新中国西北地区广大作家群所共有的风格。
新时期文学的基本特色虽然新时期文学还在继续发展中，已经逐步显示出不同于新中国以往文学的新的时代特色：
恢复和发展了革命现实主义传统。现实主义本是中国文学主要的潮流。
现实主义作为一种创作方法或原则，也是历史地发展的。从30年代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提出以来，以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为指导的革命现实主义，在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创作中，便日益成为主流。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由于长期左倾思想的干扰,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中强制作家服从错误的政策和理论观念，使现实主义自50年代中期便不断受到削弱，终至出现江青一伙控制下的“瞒和骗”的文学。
新时期的广大作家痛切地重新确认“真实是艺术的生命”。抒真情，讲真话，首先成为诗人的箴言。直面严峻的人生，在客观世界矛盾对立的斗争中去把握现实的革命发展，既热情歌颂光明，也尖锐揭露黑暗，成为广大作家自觉的创作趋向。在创作方法的多样化中，革命现实主义日益成为创作的主流。这不独广泛见诸小说、戏剧，而且在许多诗歌、散文作品中获得鲜明表现。在艾青的《归来的歌》、李瑛的《我骄傲，我是一棵树》、公刘的《仙人掌》等诗集和邵燕祥、流沙河等许多诗人的歌声里，在巴金、冰心、刘白羽、秦牧、郭风、何为等许多散文家的佳作中，读者都可以看到不乏浪漫色彩的革命现实主义。作家们的笔触不仅深入现实社会的广泛斗争，而且深入人们内心世界复杂的矛盾冲突。正由于革命现实主义的深化，这时期文学作为反映时代生活的优点与弱点的一面镜子，它的真实性和认识价值都大大加强了。
昂扬和焕发强烈的现代化意识和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精神。痛切认识到国家的落后和“文化大革命”对于人的权利、尊严、价值以及社会主义应有的人与人关系的肆意践踏，使人们在新时期普遍觉醒。
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紧迫感和建立合乎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人际关系的渴望，迅即成为“人同此心，心同此志”的时代精神。文学在反映和传播这种时代精神方面起着重大的作用。
变革现实，振兴中华，向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前进的奋发精神，在天安门革命诗文中即有强烈表现。后来张学梦的《现代化和我们自己》、骆耕野的《不满》等许多诗歌都在这方面发出更为昂扬的呼声。从徐迟歌颂科学家的系列报告文学、蒋子龙描写“开拓者”家族的系列小说，直到<血,总是热的>等许多反映现实改革的戏剧，以至《戊戌喋血记》那样的历史长篇，我们都能从中强烈感受到现代化意识是如何广泛地表现于这时期各种体裁和题材的作品里。
人道主义在50年代末曾被不加分析地一概否定，而在社会主义新时期的“伤痕文学”，及其后的“反思文学”和“改革文学”中，被作为揭露悲剧性年代的非人境遇和批判现实残存的封建余毒的思想武器。这时期固然有个别作品抽象地谈论人的自由、平等和博爱，但大多数作家都是把人道主义作为现实社会道德伦理的准则，作为文学描写人所应采取的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态度。这种态度与现实主义相结合，使文学中人的形象产生深刻变化,普通人的形象得到应有的真实描绘,英雄人物包括无产阶级革命领袖的形象也从“神”变成“人”，赋有了丰富的情感和复杂的内心世界，从而更具感人的力量。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作为繁荣和发展科学文艺的方针，早在50年代便提出。但由于左倾思想的干扰和阶级斗争不断扩大化，这条方针实际上长期未能贯彻。“文化大革命”中更是“百花凋零”、“万马齐喑”。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坚定不移地执行了“双百”方针，加上思想解放运动使文学创作中革新精神普遍高涨。因而,这时期不只文学理论批评空前活跃,诸说蜂起，而且创作探索不断突破种种人为“禁区”和模式。创作方法的多样化，以及创作题材、主题、人物、形式和风格的多样化，进而引起文学观念的多样变化，成为这时期文学的突出现象。而在多意向发展中主流仍然沿着为人民、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健康轨道前进。新时期文学的这种开放的格局是过去所没有的。
参考书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