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周翰编辑

九三学社社员

杨周翰，教授。江苏苏州人。1939年毕业于北京大学英文系。1949年毕业于英国牛津大学英文系。曾任西南联合大学讲师。建国后，历任清华大学副教授、北京大学副教授、教授、英国文学教研室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学术委员会副主任，中国莎士比亚研究会第一届副会长，中国比较文学学会第一届会长，国际比较文学协会第十一届副会长。九三学社社员。擅长英、法、拉丁语等外语。

杨周翰，祖籍江苏省苏州市，生于北京，西方文学史家。1915年11月25日生于北京。1933年入北京大学英语系，师从吴宓。1935年赴瑞典协助美学史家喜龙仁编写英文本《中国绘画史》。1938年回国在昆明西南联合大学英文系学习，1939年毕业。1939年至1946年，任西南联大外文系助教、讲师。1946年赴英国牛津大学学习英国文学，1949年毕业。之后在英国剑桥大学图书馆整理汉学古籍。1950年回国，任清华大学外语系副教授。1952年院系调整，改任北京大学西方语言文学系副教授，后升任教授，任西方文学教研室主任，英国语言文学专业博士生导师。曾兼任中国外国文学学会常务理事，外国文学研究所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全国高校外国文学教学研究会会长，中国比较文学学会会长，北京大学比较文学研究所顾问，中国莎士比亚研究会副会长，国际比较文学协会（ICLA）副会长，复旦大学、南京师范大学兼职教授，香港中文大学校外考试委员，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北京市文联委员等职。曾任《世界文学》、《外国文学》、《外国文学研究》、《中国比较文学》等刊物主编。1989年11月16日因癌症在西安去世。

文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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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述

杨周翰从事外国文学和国际比较文学研究与教学40年，取得了很高的学术成就。杨周翰是北京大学西语系的教授，以曾获牛津大学过硬的学历与讲得一口地道牛津腔英文而闻名。上个世纪整个下半期，中国高等院校文科所有的学生，恐怕没有人不知道他。那个时期，以他为主所翻译的两本出自苏联学者之手的欧洲文学史论著，曾经是大学生们所能读到的这一领域惟有的两本史著；到了六十年代，他所领衔主编的《欧洲文学史》上下册更是建国后第一部中国人自己写的此类论著，很快成为高校文科必读书与教材，一直到改革开放后仍然如此。与他并列主编的还有北大的两位著名教授吴达元与赵萝蕤，而参加其中个别章节编写的还有冯至、田德望、闻家驷、朱光潜、沈宝基、盛澄华以及戈宝权、杨耀民等学界名人，此书的编写实际上集中了北京大学西语系所有文学史教学的精华。作为领衔的主编，杨周翰的重要学术作用是不言而喻的。

莎士比亚研究方面

莎士比亚评论汇编

注意莎士比亚时代、社会、文化、同时代作家以及对莎士比亚作品的理解，解析世界莎学流派，指出前苏联马克思主义莎学研究的局限。所精心编选的《莎士比亚评论汇编》是中国迄今为止最完备、最系统的国外莎评汇编。

英国文学研究方面

以17世纪英国文学为突破口，把17世纪文学放在历史的背景下考察，以一些虽然影响深远但却少人问津的作家为切入点，揭示了17世纪英国文学的风尚和思潮，发掘出17世纪英国文学在思想史和文学史上的独特意义。

在比较文学研究方面

杨周翰从英国文学研究过渡到比较文学研究。在跨中西文化的比较文学研究方面，不满足于照搬法国学派的影响研究模式和美国学派的平行研究模式，认为不仅要跨越国别和语言的界限，而且要超越学科的界限，在一个更为广阔的文化背景下考察文学，提出“超学科比较文学研究”。

学术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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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周翰在北京大学本科毕业，后来在西南联大得到官费生的资格到牛津，他却没有像常人那样，读硕士，继而博士，而是选择了重读本科。因为牛津的相当一部分本科课程是北大没有的，为了获得更扎实的学术根底，他决定在牛津重读本科。晚年他表示，对此一点也不后悔，觉得当初的选择是正确的。牛津的基础学术训练使他的学术能力特别扎实。

《欧洲文学史》

除了在北大教书育人、主编了《欧洲文学史》外，在译著方面，主要的业绩是翻译了罗马诗人维吉尔著名的史诗《埃涅阿斯纪》与奥维德的《变形记》，在著书立说方面则留下一部关于英国17世纪文学的专著。在当时，译介与论述欧洲19世纪浪漫主义文学与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几乎是时髦成风。杨周翰所潜心致力的这几个项目全是“冷板凳”，而且其难度也很显而易见，至少两部罗马史诗的翻译就要求译者精通拉丁文，而17世纪英国文学研究对中国人显然也较为远僻，但它们对于近代欧洲的文学艺术发展而言，却都是不可忽视的源头。在这里，杨周翰表现出了一种纯粹古典的文学趣味，一种长途跋涉、究本求源的学术热情与不畏艰辛的治学态度。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他的《英国十七世纪文学》绝非一部平凡之作，它的论述范围完全达到了文学史的广度与规模，而论述的深度却大大超过了即使是很具有分量的文学史著作，而达到专著专论的精深之度。

言谈举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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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周翰信件

学术场合上的杨周翰是一个绅士风度十足的人，他这种风度不是表现在衣着上，而是表现在谈吐上、在行为举止上，特别是在由于教养、因内而外却难以言传的气度上，当然，他的衣着也很整洁、贴身、讲究，虽然他经常只穿布料的中山装，几乎从来不穿正式的西装；当然，他的行为举止中也有那么一个令“同会者“颇为头疼的习惯，那就是他有抽烟的习惯，而且烟瘾不小。但你不可否认，他抽烟的身姿与手势均甚为优雅，绝无瘾君子那种洋洋自得、摆谱作秀、旁若无人的狂态。应该说，他在场面上有一点著名学者似乎不可免的那种威严，如果说威严过重了一点，说矜持是蛮可以的。的确，他不苟言笑，谈吐虽然得体、平和，却并不那么使人感到亲切，风格略显古板，似乎颇得严谨的英国绅士之真传，至少是英国风习熏陶的结果。对学生，他在学业上要求很严，同时对人又很平和。右面这封信即是对一位不曾见面的学生写来的求教信的耐心答复。对他的同行同辈，他都很彬彬有礼，但显然有距离，甚为严谨、矜持，甚至似乎有点“端着”、“挺着”的味道，在“静观者”看来，他的神情神态中，仿佛总有一种沉郁的甚至低压的成分，也许是他某种内心状态的外化与流露，究竟是什么，始终说不清，直到他去世后，听说他的某些“存在状态”，才比较有了若干理解。要知道，“学场”并不比“官场”简单、纯净，这里的一切，也往往是政治处境、权位等级、学养高低、成就大小的综合反映，一个人在这场合里的行为方式、处事风格往往有其深层的缘由。

坎坷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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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实生活中，杨周翰显然活得并不顺心，不尽如人意，甚至不无伤痛，最明显的一点是，虽然他与夫人王还教授，可谓英美语言文学界的精英夫妇，可是他们的两个孩子却由于“文化大革命”、上山下乡而丧失了正常的学业，当时都没有能上大学，因此，就业与工作都曾受到了严重的影响。后来凭借自己的努力，在改革开放之后都上了大学。在这当中，杨周翰并不用自己的学术地位施加任何影响。除了家庭际遇外，杨周翰个人的学术际遇也有明显的不顺心、不得志。据说，建国后他在学术职称的级别上，一直居于人下，直到他逝世前不久才有所上调，虽然他的学术业绩、学术作为一直都是显著卓越的，他在学术领域里突出的重要作用是有目共睹的。回顾一生，他感到遗憾的是一生中遇到了两段大的历史波折：一是抗战八年，二是文革十年。他说，人生没有几个十年，如果没有这两段，还可以做很多事。

主要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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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玉集》、《十七世纪英国文学》、《镜子与七巧板：比较文学论丛》、《忧郁的解剖》、《中国比较文学年鉴》（主编）等；主要译著：英国剧作家谢立丹的《情敌》、赛内加剧本《特罗亚妇女》、罗马诗人赫拉斯的文艺评论《诗艺》、伊瓦肖娃的《十九世纪外国文学史》、莎士比亚的《亨利八世》、奥德维神话史诗《变形记》、美国作家戴文波长诗《我的国家》、斯末莱登小说《兰登传》、维吉尔的《埃涅阿斯纪》等；主要论文：《英国资产阶级革命诗人密尔顿》、《维吉尔与中国诗歌的传统》、《弥尔顿的悼亡诗：兼论中国文学史里的悼亡诗》、《弥尔顿〈失乐园〉中的加帆车》、《艾略特与文艺批评》、《预言式的梦在〈埃涅阿斯纪〉与《红楼梦》中的作用》、《镜子与七巧板：当前中西文学批评观念的主要差异》、《历史叙述中的虚构》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