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权主义（Feminism）又称女性主义，是指为结束性别主义（sexism）、性剥削（sexual exploitation）、性歧视和性压迫（sexual oppression），促进性阶层平等而创立和发起的社会理论与政治运动，在对社会关系进行批判之外也着重于性别不平等的分析以及推动性底层的权利、利益与议题。

“女权主义”与“女性主义”是同一个英语单词“Feminism”在中文的两种译法，两者本质没有区别。女权主义认为现时的社会建立于以男性为中心的父权体系之上。

女权主义理论的目的在于了解不平等的本质以及着重在性政治、权力关系与性意识之上。女权主义政治行动则挑战诸如生育权、堕胎权、教育权、家庭暴力、产假、薪资平等、投票权、代表权、性骚扰、性别歧视与性暴力等等的议题。女权主义探究的主题则包括歧视、刻板印象、物化（尤其是关于性的物化）、身体、压迫与父权。

女权主义运动是一个跨越阶级与种族界线的社会运动。每个文化下面的女权主义运动各有其独特性，并且会针对该社会的女性来提出议题，比如苏丹的女性生殖器切割或北美的玻璃天花板效应，以及中国的女性参政问题、女性劳动报酬偏低的问题；女性下岗失业比例偏高的问题；流产和遗弃女婴问题；婚后居住在男方家所带来的男女不平等问题；媒体和社会观念中的父权（男权制）思想残余问题等。而如强奸、乱伦与母职则是普世性的议题。

中文名：女权主义

外文名：Feminism

别名：女性主义

运动浪潮：3次

定义：促进性阶层平等而创立和发起的社会理论与政治运动

综述

女权主义的理论千头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在全人类实现男女平等。所有的女权主义理论都有一个基本的前提，那就是：女性在全世界范围内是一个受压迫、受歧视的等级。

在不同的年代和不同的文化当中，男性也受压迫，但是他们是由于属于某个阶级或阶层的成员而受压迫，而不是由于是男性而受压迫。女性则不同，除了因为属于某个阶级或阶层等原因之外，还仅仅因为身为女性而受压迫。历史上有许多向统治集团挑战的革命，但是只有女权主义是向男权制本身挑战的。

宏观理论

女权主义理论可以被划分为宏观理论和微观理论两大类。

女权主义宏观理论包括一些对世界和历史加以阐释的宏大叙事，如世界体系理论。这一理论原本只是将世界区分为中心地域、半边缘地域和边缘地域，分析这些地域之间的权力关系，完全忽略了女权主义的因素。但是经过女权主义的改造，增加了一些新的理论要点，其中包括不再把女性仅仅作为男性家长家庭的一个成员；不再认为家庭成员的利益总是一致的；分析女性独立的经济贡献，女性在全球经济中作为非正式劳动力、家庭工人、食品生产者的角色。

再如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女权主义循着马克思主义的思路，并对它做了女权主义的改造。一个最主要的改造是提出了下列观点：男权制是先于资本主义制度而存在的，因此推翻资本主义只是结束男性对女性压迫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

微观理论

女权主义的微观理论包括多个门类：

交换理论：这一理论指出，理性的人一向被假定为自私的、相互隔离的、无情感的行为者，而女权主义理论则做出了另一种假设，它假设人是相互连结的、利他的、有情感的。女权主义还用交换理论解释男女两性之间的不平等：男性占有了份额较女性大得多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知识资源。

网络理论：女权主义用这一理论分析性别差异与性别不平等。一个人的社会地位是他的社会关系的总和。男女两性由于从儿时起结识的人就不同，后来的关系网络也不同，因此造成了两性发展机会的巨大差异。

角色理论：这一理论涉及女性的家庭与工作的双重角色冲突问题。这两种角色一旦发生冲突，女性的工作角色往往要服从家庭角色，女性因此丧失了大量的工作和升迁的机会，致使女性做事业的动力降低。女性比较集中的职业由于缺勤率高、精力投入少，因此变得价值较低，报酬也较低。

地位期望理论：这一理论认为，男女两性在进入性别混合的目标动力群体时，由于群体对男性的期望值高于女性，就降低了女性在群体互动中的自信心、威望和权力。如果某位女性想反潮流而动，群体内的两性都会反对她，敌视她。在这种情况下，性别期望模式得到了巩固。

符号互动理论：这一理论认为，人的心灵、自我和社会都是通过符号交流和话语制造出来的。正如标签理论所揭示的那样，女性往往在社会教化的过程中接受了社会对男尊女卑的定义，于是遇事常常会自责，取悦和讨好男性以避免惩罚，久而久之就造成了两性之间的巨大差别。

中文名称

“女权主义”与“女性主义”是同一个英语单词“feminism”在中文的两种译法。“女权主义”是“feminism”的最初中文译法。

1937年，在张鹏云主编的《最近汉英大辞典》中，“feminism”被明确无误地译为“女权主义”。商务印书馆在1949年出版的《综合英汉大辞典》中不仅收有“feminism”，还收录了“feminist”，前词译为“女流之特性，男女平权论，男女平权主义，女权主义”；后词译为“男女平权论者，男女平权主义者，女权主义者”。

“feminism”被译成“女性主义”，或说“女性主义”一词在中文语境中的使用迟至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

部分中国学者例如姜进认为译者都会根据各自的理解来翻译“feminism”或“feminist”：

“如果原文讲的是20世纪上半叶西方女性争取普选权的运动，就翻译为“女权主义”，其含义是女性争取与男性在法律上享有平等权利的斗争。如果原文讲的是20世纪60年代以后西方女性与社会文化思想实践中对女性的偏见和歧视作斗争、争取男女在社会和家庭中平等地位时，就译作“女性主义”，因为法律上两性已经取得基本平等，女性争取平等和解放的斗争，已经超越法权而深入广泛地涉及日常生活中无处不在的性别政治。”

由于历史背景、某些国家里面女性的法律地位、以及其它因素的影响，女权主义为了达到不同的目的而产生了不同的路线。因此也就存在着各种的女权主义。

女权主义三波浪潮漫画

其中一个流派是激进主义女权主义（radical feminism），认为父权是造成社会最严重问题的根本原因。这个流派的女权主义在第二波女权主义很受欢迎，尽管在现代已经没有那么突出。不过，还是有许多人将“女权主义”这个词完全等同于激进主义女权主义所提出的观点。

有些激进主义女权主义者提倡性别分离主义 （separatist feminism），也就是将社会与文化中的男性与女性完全隔离开来，但也有些人质疑的不只是男女之间的关系，更质疑“男人”与“女人”的意义（详见酷儿理论）。有些人提出论点认为性别角色、性别认同与性倾向本身就是社会建构（见父权规范 heteronormativity）。对这些女权主义者来说，女权主义是达成人类解放的根本手段（意即，解放女人也解放男人，以及从其它的社会问题一起解放）。

有些女权主义者则认为某些社会问题可能与父权无关，或者父权不是这些社会问题的优先考量（比如说，种族歧视或阶级划分）；她们将女权主义视为解放运动的其中一种，与其它运动彼此影响。

流派

女权主义批评迄今为止已发展出了多种不同的批评流派。可以从三个层面来区分四个派别。三个层面是：生理、心理层面，政治经济层面和语言文化层面。根据不同层面，衍生出四种女权主义流派：自由主义流派和马克思主义流派是较早期的流派，以后出现了激进主义流派和解构主义流派。

女权主义主要流派及其别称

主要流派	英文及别称
文化女性主义	Cultural feminism
网络女性主义	Cyber feminism
生态女性主义	Eco feminism
存在主义女性主义	Existentialist Feminism
自由主义女性主义	Liberal feminism
女同性恋女性主义	Lesbian feminism
唯物主义女性主义	Material feminism
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	Marxist feminism、马克思恩格斯主义女性主义
心理分析女性主义	Psychoanalytical feminism、精神分析女性主义
后现代女性主义	Post-feminist
激进主义女性主义	Radical feminism、激进女性主义、基进女性主义
社会主义女性主义	Socialist feminism
第三世界女性主义	Third World Feminism

学科

女权主义学者看到，人类的历史是男女两性共同创造的，然而迄今为止流传下来的人类思想史却是女性“缺席”和沉默的历史，以往的学术研究也由于女性的“缺席”而只讲了半边故事。她们试图弥补人类思想史上的这一缺憾，在这种努力中，女权主义学术达到了空前的繁荣，出现众多女权主义学科：

女权主义相关学科

中文名称	英文名称
女性主义人类学	Feminist anthropology
女性主义考古学	Feminist archaeology
女性主义建筑学	Feminist architecture
女性主义艺术运动	Feminist art movement
女性主义犯罪学	Feminist criminology
女性主义经济学	Feminist economics
女性主义认识论	Feminist epistemology
女性主义方法论（女权主义方法论）	Feminist methodology
女性主义伦理学	Feminist ethics
女性主义电影理论	Feminist film theory
女性主义地理学	Feminist geography
女性主义国际关系学	Feminism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女性主义法学理论	Feminist legal theory
女性主义文学批评	Feminist literary criticism
女性主义音乐批评	Feminist music criticism
女性主义哲学（女权主义哲学）	Feminist philosophy
女性主义政治哲学	Feminist political philosophy
女性主义心理学	Feminist psychology
女性主义科学幻想	Feminist science fiction
女性主义性学	Feminist sexology
女性主义社会学	Feminist sociology
女性主义技术科学研究	Feminist technoscience
女性主义形而上学（女权主义形而上学）	Feminist Metaphysics
女性主义神学（妇女神学）	Feminist theology

发展背景

早在大规模的女权主义运动出现之前，西方社会中就有一些零星的女权主义思想和代表人物出现。在欧洲，有人已追溯到中世纪。从15世纪开始，已经可以听到一些女性的声音。据西方学者考证，全世界第一位女权主义者是法国的克里斯蒂娜·德·皮桑（Christine de Pizan），她的生卒年份为1364年至1430年。

在17世纪，英国的玛丽·艾斯泰尔（Mary Astell）成为那个时代最激进也是最系统的女权主义者。她的行动被誉为英国第一次稍具规模的女权主义抗争。这次抗争的形成原因是，英国当时处于资本主义发展的初级阶段，工厂里出现了女工，社会的性别劳动分工（男主外女主内）发生了变化。

早期女权主义游行

在欧洲大陆，女权主义运动的源头一般被认为来自法国大革命自由平等思潮的影响。法国女性主义是世界妇女运动的第一声，它是在法国大革命中发展起来的 ，参加革命斗争的妇女人数非常可观。1791年9月，著名女权活动家玛丽·戈兹（Marie Gouze，后改名奥兰普·德古热）代表她的俱乐部发表了世界上也是法国历史上第一份要求妇女权利的宣言《女权宣言》，主张自由平等的公平权利不能仅限于男性。但大革命中妇女们并不被认可，男人们的打击随之而来。1793年，法国妇女在努力成为法国公民的道路上挫折不断——奥兰普·德·古热（Olympe de Gouges）、玛莉-简·罗兰（Marie-Jeanne Roland）以及其她女政治活动家被送上断头台，女权俱乐部和社团被禁止，同时妇女也被禁止在公共领域参加革命活动，法国重回“男性共和国”。

第一次浪潮

第一波浪潮背景

关于女权主义运动的第一次浪潮始于何时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认为它始于19世纪后半叶，历时约70余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达到最高点；另一种说法认为是在20世纪初年。现代学者普遍认同的说法是：女权主义运动第一波发生在1840年到1925年间，运动的目标主要是为了争取与男性平等的政治权利。

1848年7月19日，在纽约州塞尼卡·福尔斯村的韦斯利安卫理公会教堂，召开了美国第一届女权主义的女性权利大会。会上通过了一份《权利和意见宣言》。大会的主要组织者是废奴运动的积极参加者、被后人称为“女权运动之母”的卢克丽霞·科芬·莫特 （Lucretia Coffin Motl）、伊丽莎白·凯迪·斯坦顿（Elizabeth Cady Standon）和苏珊·布朗奈尔·安东尼（Susan Brownnell Anthony）。有历史学家认为，这次大会的召开标志着美国女权运动的正式开始。

举起拳头的维纳斯符号是女权运动常见符号之一

概括地说，社会学对于女性的研究经历了三个阶段：在第一阶段，女性问题只是被包括进社会学的研究来填填空；第二阶段，女性研究成为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进入社会学研究的主流，在女性研究领域建立了一些新的理论；在第三阶段，女性研究开始影响到现存的理论，由于现存的理论当中有许多是性别主义的，女性研究中的成果被用来对现存理论作出修正。女权主义的社会学理论的主要观点是：性别构成了理论的中心论题；性别关系中是存在问题的；不应当把性别关系看作是与生俱来的，固定不变的；女性主义社会学理论的任务是向不利于女性的身份地位挑战，争取改变女性的地位。

通过社会学的经验调查和对社会行为变迁的研究，后世的人们对女权主义运动第二波所做的评价是：在工业革命初期，男性比女性变化快；在1960年代的女权运动时期，女性比男性变化快。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女权主义运动第二波使女性在所有的指标上迅速与男性接近。这些指标不仅包括参政、就业、教育等等直接反映女性社会地位的公领域指标，也包括那些间接反映女性社会地位的私领域指标，如家务劳动的分担、性行为方式等等。

第三波浪潮

第三波浪潮背景

20世纪80年代起，美国政坛掀起一股保守主义逆流，对包括女权主义潮流在内的自由派力量展开抵抗和反击。《平等权利修正案》之受阻，正是这股来势凶猛的保守势力猛烈反击的“牺牲品”；也因为其时保守势力强大，追求自由、平等和变革的第二次女权主义浪潮于80年代末跌入低谷。

正当人们以为女权主义浪潮“销声匿迹”时，其顶着保守主义浪潮的反击“杀了个回马枪”。作为一种称呼，“女权主义第三波思潮”这一术语首先出现于M·杰奎·亚历山大（M. Jacqui Alexander）、丽莎·阿尔布里希特（Lisa Albrecht）和迈步·西格瑞斯特（Mab Segrest）的论文集《第三波思潮：种族歧视的女权主义视角》（The Third WAVe：Feminist Perspectives on Racism）中，随后，黛博拉·罗森弗尔德（Deborah Rosenfelt）和朱迪思·斯泰西（Judith Stacey）在1987年的论文中使用该术语。1995年，丽贝卡·沃克（Rebecca Walker）发表了《成为第三波思潮》（Becoming The third wave）一文，鼓励女性青年“拥抱女权主义”，从此“第三波思潮”引起广泛的讨论与关注。

有关此词的外延和内涵，学术界尚有争论，但对此词所指涉的女权主义浪潮之现象，女权主义理论家也好，女权主义活动家也罢，大家都不存在异议。譬如，女权主义者都认为，第三次女权主义浪潮是在反女权主义运动“刺激”下所产生的，是对反女权主义运动的反击，是坚持和捍卫第二次女权主义浪潮成果的保卫战，也是超越第二次女权主义浪潮的新战斗。

2019年3月，阿根廷巴拉那，女权主义者于国际妇女节抗议罢工

女权主义的三波思潮虽然存在一些相通点，但更多的是三者的差异，主要体现 在三个方面。首先，女权主义第三波思潮所关心的问题不再只局限于“妇女问题”，而是扩展到一系列与此相关的问题，如环保主义、人权、反公司运动以及文化生产。其次，女权主义第三波思潮对待差异和矛盾的态度更加宽容。女权主义第三波思潮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其多样性，其定义和产生原因都是多种多样的，取决于地域、种族、经济、阶级、年龄、性倾向等多种因素。她们反对以前女权主义以白人中产阶级女性为中心的做法，主张不同种族、阶级等的人们应相互尊重。最后，受后学思潮影响，女权主义第三波思潮主张反对本质主义，抛弃启蒙主义的宏大理论建构，加强女性主体意识，自下而上反抗父权制的压迫。

女权主义第三波思潮兴起原因是多方面，包括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和妇女解放运动的新趋势造成的影响。但是，经济全球化和信息技术与新型文化传播形式为女权主义第三波思潮兴起创造了物质条件，后现代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等后学思潮的影响为女权主义第三波思潮的传播奠定了思想基础。

全球化背景下女权运动新的困境与挑战

参见：全球女性主义、跨国女性主义

许多西方主流学者认为经济全球化是不可避免的客观趋势，促进了社会的发展与进步，女权主义反对这些看法，认为全球化带来了新的性别不平等，并激起了第三波女权主义者的批判，这些批判主要体现 在以下四个方面：

1.全球化带来了新的性别不平等。妇女参加社会中的有偿劳动扩大了她们的社会权力，获得了一定的经济自主权，但她们不仅要在外面工作，而且还要承担自己家的家务劳动，这无疑增加了妇女的工作量，使其更加辛苦。在家庭内部，由于长时间的加班占用了大量时间，她们对家庭的照料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在家庭外部，她们遭受着就业压力、劳动剥削、低廉工资、经济边缘化和性侵犯等恶劣工作环境。“这些进一步恶化了己经很低的妇女地位和她们的生活条件，加重了各发展中国家中种族、社会性别、阶级和国民的不平等。”

2.全球化概念是一种误导。很多人认为经济全球化可以为妇女争取权利平等提供新的可能性，但经济全球化在与地方社会、经济与政治碰撞交织的过程产生的结果很可能会与预期大相径庭。社会的变迁并没有对妇女生活的改善产生多大积极影响，反而使其生活恶化，特别是女性移民，她们的生活受到了更大的挑战。一份2004年关于妇女发展的调查显示，49%的移民是妇女，“这些移民妇女通常只有通过丈夫的难民身份来获得自己的身份，她们饱受家庭和其他来自原居住地的作为联系外面经济世界中间商的男人们的剥削”。在工作领域，她们也通常集中在传统妇女工作领域，做着辛苦繁杂或身份低下的工作。

3.全球化加大了白领女性的不平等地位。女权主义第一波思潮与第二波思潮一直致力于追求男女平等，打破父权制的男性霸权体系。经过两百多年的努力奋斗，发达国家在男女平等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现代男女在受教育水平和工资水平之间的差距正在不断缩小。但不可忽略的实际情况是，低收入男女之间的差距的确正在缩小，据1994年美国官方统计显示20-24岁男女工资差距小于5% , 但在中高收入人群中，工资差距明显扩大，男女收入差距大的惊人，其中97. 3%的高收入者都是男性，女性只占到2. 7%，这就说明全球化加大了白领女性的不平等地位。

2017年，华盛顿百万女性大游行

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逐步进入后工业时代，后学思潮异军突起，其主要理论代表有后现代主义、后结构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等。受此影响，女权主义发生了大的转向，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从20世纪80年代初到90年代中期，西方女权主义在政治理论和认识论上出现的三个转变女权主义：从启蒙主义的宏大叙事转向微观政治；从对事物的研究转向对语言文化和话语的研究；从追求男女平等转向强调妇女之间的差异与身份认同。这些转变都是在后学思潮的影响下产生的。

2017年，《韦氏词典》宣布女权主义评为年度词汇

女权主义第一、第二波思潮持有二元对立思维，认为只要逆转二元对立中的男性/女性地位就可以使女性得到解放，然而这种简单的逆转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女性的从属地位，必须打破男性霸权领导下的二元对立思维。在宏大叙述理论引导下，女权主义第一、第二波思潮关注的是白人中产阶级女性的利益与问题，这受到了有色人种女权主义者和第三世界女权主义者的批判。在后现代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的影响下，女权主义者开始反思以前的行动策略和对妇女范畴的划分。

第三波女权主义者认为，权力的自下而上性和生产性使得男性对妇女的控制逐步内化到女性本身，女性一直以男性所定制的标准来严格要求自己，现代社会所流行的减肥、美容、丰胸等各种女性消费行为都是根据男性审美标准来进行的，是为了满足男性的需求。女性这么做，不仅是受男性霸权文化压迫的结果，还是女性自我约束、自我屈服的结果。因为话语是取得权力的关键，权力在话语中产生，因此，第三波女权主义者认识到可以通过构建新的话语体系来反抗父权制下男性霸权带来的压迫。

第三波女权主义内部对后学思潮的态度不一，有些女权主义者认为后现代主义仅停留在理论层面，缺乏有力的社会批判，在根本上是反对女权主义政治斗争的。有人认为后现代主义的差异理论导致了“女性主体的消解和政治斗争形式的弱化”，瓦解了女权主义政治主张的根基。这是因为：女性之间的差异性一旦被认同，并认为差异性高于女性主体之间的同一性，女性主体意识便会丧失，女权主义政治主张便会丧失基础。可以看出，过分强调女性之间的差异性，就会导致以改变妇女从属地位为目标的集体行动受阻，从而使集体行动难以顺利开展；这种强调女性内部差异理论导致对妇女内部派别分野和对女性主体地位的质疑，消解了女权主义理论的解放主旨。这种差异理论决定了女性只能根据各自境遇采取不同的斗争目标与方法，削弱了女性集体斗争的力量，使女性难以团结起来采取集体行动，为改善妇女地位而奋斗。

面对吸收后学资源的困境与矛盾，第三波女权主义者进行了深入的分析与思考，主张将后学资源与女权主义辩证地结合，在策略上坚持使用本质主义来促进女性内部集体行动的实现，以妇女共同利益来组织妇女为反抗父权统治作斗争，同时又要强调妇女之间的差异，提倡聆听不同阶层、种族等的妇女的声音，如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和陶丽·莫伊（Toril Moi）。南茜·弗雷泽（Nancy Fraser）和琳达·尼科尔森（Linda Nicholson）认为女权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可以互补不足：女权主义强调批判性和政治性可以弥补后现代主义社会批评的不足，后现代主义对本质主义的批判可以使女权主义避免陷入本质主义的困境。

发展背景

在清末民初大规模的女权主义运动出现之前，中国社会也有一些零星的女权主义国家和地区出现。中国的封建礼教在汉朝时期已经定型，在中原地区，男尊女卑成为绝对主流，但在西域地区，女性权利并未完全丧失，有少数拥有明确史料可以追寻的母权制国家及女王，例如苏毗国（别名西女国）、东女国等女国、女子国 ，以及非母权制但女性亦能继承王位的国家（例如大月氏国女王 ）。但以上女国和女王只是显于一时，随着中原地区儒家文化国家对西域的影响日渐扩大而一一消逝同化。

中国社会享有悠久的前现代历史，两千多年来，父权制关系一直是不可触及、不受挑战的。在封建制度下女权运动也长期保持沉默。直到19世纪中叶，太平天国运动爆发，中国女性的压迫才首次受到重视。洪秀全主张男女都是兄弟姐妹，鼓励妇女像男子一样参与革命。这可以解释为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有男女平等的观念。 太平天国前期，首 创了妇女参军、参政和参加科举、自由选择婚配等举措，可以说是中国女权主义运动的萌芽。 但太平天国的妇女多来自底层，难以摆脱被利用的命运。太平天国后期，包括洪秀全在内的男性统治者们玩弄与残害妇女，女性地位没有提高反而沦为玩物。

鸦片战争结束后，西方文化，包括女权主义，通过西方基督教传教士的影响开始进入中国。这些西方传教士反对女性束缚的传统，并开始将他们的宗教和教育问题转向社会改革。1898年康有为和梁启超等人发起了百日维新，旨在推动清朝政府改变政治体制。作为改革措施之一，中国学生被派往日本和欧洲国家学习西方科学技术。这些海外学生最终发起了现代中国妇女运动和1911年的辛亥革命。在百日维新中，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启发了新一代中国女性为争取自己的自然权利而奋斗。但一部分男性启蒙者如康有为的女权启蒙思想是极其功利性的，是建立在女性为“国民之母”的基础上，康有为认为到达大同世界，男女平等和家庭不再成为限制。但在太平世到来之前，对妇女不能给予过多的自由，否则她们会反抗丈夫、淫心肆起，导致世界混乱。维新派通过认识到缠足习俗是对女性的残酷对待而建立了现代教育运动，但改革最终在1904年宣告失败。一些与妇女权利有关的后续运动相应停滞不前。

同盟会在野时

在中国和苏联革命中，女性问题从来都是同阶级问题一起被提起的，妇女解放一向被认为是阶级解放的一部分。 妇女解放必须服从革命的利益，而革命是由男性主导的，所以，女性最终必须服从男性革命者、领导者的意志，必须先牺牲女性、再解放男性，最后才能解放女性自己。在这个过程中，女性与国族话语、男权意识、传统道德、商业文化在相当长时间关系持续紧张。

中国同盟会（中国国民党前身）在野时期的女权主义（1905~1912）

参见：英雌

1903年4月8日，留日中国女学生胡彬夏等“愤女学之衰败，慨女权之摧折”，在日本东京发起成立共爱会，这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妇女革命团体。 1905年，中国同盟会在日本东京成立，吸引了将近20名女性加入，包括唐群英、秋瑾、张汉英、何香凝、吴木兰、吴弱男等人。

当 时女性运动精 英创办的女子报刊共有40余种，如陈撷芬于1899年在上海创办了《女报》，这是中国最早的妇女刊物。继之又有丁初我、陈志群于1904年创办的《女子世界》，这个杂志延续了3年，是宣传革命思想最持久、最有力量和最有影响的妇女刊物；还有秋瑾于1907年创办的《中国女报》，留日学生燕斌于1907年创办的《中国新女界杂志》，何震于1907年创办的《天义报》，以及随后在东京创刊的《二十世纪之中国女子》、《神州女报》、《女论》，陈以益、谢震在上海主编的《女报》，上海城东女学社创刊的《女学生》，唐群英在东京创办的《留日女学会杂志》，在上海创办的《妇女时报》等等。

女子参政同盟会徽章

1912年4月8日，中华民国女子参政同盟会在南京四象桥湘军公所正式成立。由以林宗素为首的上海女子参政同志会、吴木兰为首的女子同盟会、唐群英与张汉英为首的女子后援会、沈佩贞为首的女子尚武会、王昌国为首的湖南女国民会等联合而成，公推唐群英为会长。南京临时政府和参议院北迁，女子参政代表随后也联合北上，继续要求参议院承认女子参政权。同盟会内以宋教仁为首的改组派屈从他党意见，公然将原同盟会政纲中“主张男女平权”的内容删掉了。唐群英等闻讯，冲进改组会议会场，提出强烈抗议。

1912年8月25日中国国民党召开成立大会时，新党纲中仍未恢复“男女平权”条文，唐群英与沈佩贞 、王昌国 、伍崇敏 、傅文郁等十余人盛怒之下围打宋教仁，林森出面调停，还未交口，也挨了一下。她随即书写《驳诘同盟会传单》，抨击宋教仁等，同时致信孙中山。

1912年8月27日，沈、唐二人又拜谒孙中山，力争男女平权。孙婉言解释此事实行之难，两人与他发生激烈争执，沈佩贞悲愤之下，“哭声震天”，质问孙中山“国基已定，所要求者既不能达到其目的，则从前之尽瘁何为”。1912年9月1日，女子参政同盟会在北京召开联合大会，到会女子200余人，公推唐群英为临时主席。沈佩贞演说，反对宋教仁、张继不遗余力，甚至表示要继续革命，以曾经组织的暗杀团、先锋队与彼等相见，以手枪炸弹对待之，与会者情绪异常激烈。1912年9月2日，在女子参政运动“进”、“退”关键时刻，孙中山致函唐群英。此后唐群英劝说女界领袖不再在国民党内纠缠，而是和国民党一起对付袁世凯。

1912年9月4日~18日，万国女子参政会（又译：国际妇女参政联合会）会长美国人嘉德（又译：卡特尔）夫人与荷兰女子参政会分部长解古柏斯女博士等来上海考察妇女参政运动情况，认为“中国女子参政运动将后来居上，预言将来女子参政之成绩，必以中华为最 完 美。 ”

1913年4月，女子参政同盟会的张汉英、陈德晖等人在上海成立万国女子参政会中国部，出版《万国女子参政会月刊》、《万国女子参政会旬报》，以加强同国际妇女参政运动组织的联系。

1913年11月，袁世凯政府规定，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为男子独享，女子参政同盟会等妇女参政运动团体被内务部勒令解散。袁世凯还曾悬赏万元通缉女性运动的领袖人物唐群英、张汉英等，民初女子参政权运动渐趋沉寂。

国民党执政时期新文化运动后的女权主义（1915~1949）

参见：国际妇女节、女界联合会

1915年，一批激进民主主义者发动了一次反封建的新文化运动。新文化运动对新女性的塑造，一方面从批判封建礼教对女性的压制入手，另一方面，援引欧美女权运动的思想资源，介绍和传播了西方女性自由独立的社会生活。作为启蒙运动重要阵地的《新青年》，从1916年第2卷第6号起开辟了“女子问题”专栏，陈独秀、胡适、鲁迅、吴虞等人纷纷撰文，抨击“夫为妻纲”、“三从四德”、“从一而终”等封建旧道德造成了女性的依附地位。吴虞的《女权平议》一文，从欧洲启蒙思想家的提倡女权，到以美国女性具体享有的教育平等权、法律、行政权等为例，向国人展示了欧美女权的发达，说明中国应该进行“女权革命”。 这一时期，沈雁冰、沈泽民、袁振英、周建人、章锡琛等人开始了中国最初的女性主义理论译介。

1919年11月30日，由李大钊、陈独秀、蔡元培、胡适、蒋梦麟等北京学界的知名学者和女高师学生共同发起李超追悼会。李超出生于广西梧州金紫庄一殷实之家，同封建礼教进行了斗争，但因势单力孤成为旧制度的牺牲品。李超追悼会是一次向封建旧礼教、旧制度宣战的誓师大会，是女青年争取女权的动员大会。李超追悼会也由此成为中国女权运动史上的重要事件之一。

1922年11月6日，梁启超发表《人权与女权》一文，特别提出了单独提“女权”的必要性，驳斥了 “女权尚早论”、“先谈人权再谈女权”等观点。他提出女权运动的两个主要条件，一个是自动，即女权是要女性意识到并由女性来争取的；一个是有阶段，指第一教育上平等权，第二职业上平等权，第三政治上平等权。

1924年1月23日，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妇女部部长何香凝在广州召开的国民党一大上提出了“妇女在法律上、经济上、教育上一律平等”的提案，获大会通过，促使《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的政纲中明确规定：“于法律上、经济上、教育上、社会上确认男女平等之原则，助进女权之发展。” 从而确立了妇女在社会各方面平等合法地位的原则。

当第一次国共合作实现后，遵照两党的决议，女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参加国民党各级妇女部的领导工作。1924年3月4日，国民党中央妇女部发出通告，呼吁广州地区各妇女团体于3月8日举行游行示威，响应全世界妇女的“大团结示威运动”。1924年3月8日上午，中国第一个公开纪念“三八”国际妇女节活动在广州举行。 广州对于“三八”国际妇女节的纪念活动，不仅成为中国首次公开的“三八”节纪念活动，也成为国共两党合作的妇女运动统一战线的重要场域，国际妇女节因而也成为广大妇女教育、检阅自己力量和加强团结的盛大节日。

1924年6月，主政湖南的赵恒惕推行“立宪自治”，唐群英与王昌国、葛健豪等人倡议恢复了湖南女界联合会，并继续为争取女权而斗争，最终使湖南省宪政委员会同意在《湖南省宪法》中列入如下条文：“无论男女，人民在法律上一律平等，二十一岁以上男女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享有受义务教育以上的各级教育权”。 而在此之前，中国历代中央及地方政府法律条文上从未有过关于男女平等的内容。此后，部分地方政府的法律条文也在当地女界组织的影响下规定关于男女平等的内容。直到1930年通过《中华民国民法典》立法，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正式确立了完整的妇女财产权、继承权，将男女平等原则贯彻于整个民法所规定的家庭制度之中， 中国女性才首次在全国范围获得了名义上与男子平等的权利。 1947年的《中华民国宪法》亦是明文规定：“中华民国人民，无分男女、宗教、种族、阶级、党派，在法律上一律平等”。

1949年，因国共内战失利，中国国民党退居台湾，丧失了在中国大陆的统治权。直到1987年台湾解除“戒严令”，台湾女权运动才蓬勃兴起。（参见：台湾女权运动）

共产党在野时

共产党在野时期的社会主义女权主义（1921~1928）

参见：女权运动同盟会

有充足的资料表明，女权主义运动也是中共早期革命运动的一部分，例如：中共主要创始人之一李大钊，1919年主要讲授课程之一就是《女权运动史》。 中共早期重要的领导人、鄂豫皖边区的创立者沈泽民，也是中国早期女权主义理论重要的译者。而缪伯英 、向警予 等中共历史上最杰出的妇女革命家，同时也是20世纪上半叶中国最活跃的女权主义者。

1921年12月，中国共产党创办第一份妇女刊物《妇女声》，在其第一期言论栏中刊登的王剑虹《女权运动的中心应移到第四阶级》一文，主张妇女运动中心应移到无产阶级方向。

五湖四海的女权主义者

“社会性别（gender）”的概念被带入中国，也第一次把妇女权利纳入了人权的范畴。“社会性别”的概念挑战了八十年代男女性别自然化的“本质主义”思维，而把性别归为社会构建的结果，这也形成了九十年代后期的女权主义的根本动力——消灭操演着性别不平等的社会运作机制。

随着中山大学的教授艾晓明在2003年创立中山大学性别教育论坛，并带领学生排演女权主义话剧《阴道独白》，中国的女权主义思潮逐渐地走向了大众。

2012年，青年女权倡导小组BCome在北京成立。新一代女权主义者把平权倡导诉诸话剧和行为艺术当中。其中典型的有呼吁男女厕所厕位比例不均的“占领男厕运动” 、抗议高考招生性别歧视的“剃光头亮瞎教育部”行动 、倡导反家暴的“带血的婚纱”街头行为艺术 、集体寄信反对就业性别歧视的“取消女性职场歧视”活动 、起诉巨人学校的“中国就业性别歧视第一案” 、呼吁政府改变对性侵态度的“美丽的女权徒步” 等行动。这些行动给她们带来了不少年轻的支持者，也有的放矢地推动了国家政策上的一些改变 。

2015年3月，由于策划在三八国际妇女节针对公共交通工具上的性骚扰搞抗议活动，五名女权活动人士被拘留，此举引发国际社会强烈批评。 4月，《环球时报》发表社评《社评：维护女权不是随便上街抗议的理由》，写道：“女权在中国不是什么尖锐话题，中国的妇女地位在世界主要排名中很靠前，争取妇女权利决非禁忌。重要的是为维护女权采取什么方式，是就女权说女权，还是故意打擦边球，用非法抗议来挑战社会秩序，额外展示对抗现有法律体系的姿态。”

2017年10月31日，影片《一代女魂唐群英》获中国国家广电主管部门拍摄许可，由中共衡阳市委宣传部、衡阳市广播电视台与湖南银星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联合摄制。 2018年11月6日，《一代女魂唐群英》在湖南衡阳首映，该影片被誉为“中国第一部全面反映女权运动和妇女解放的电影”。

女权主义在整个社会取得了不少重要的影响，当中包括女性投票权；较为平等的工资；提出离婚的主动权与“无过失离婚”的出现；安全堕胎与结扎的权利；获得大学教育的权利等。

对公民权

第一波女权浪潮

第一波女权主义思潮显著特征在于强调政治权利，为女性争取政治上的平等，促进女性获得选举权、受教育权、就业权，一般指18世纪末至20世纪初为争取与男性政治权利相平等的大规模的妇女运动。这一时期的女权主义者对女性被排斥在政治、经济、社会和公共生活之外作出回应，争取扩展社会契约，为女性争取政治公民权。她们不断努力，在为妇女争取政治上的平等以及受教育与就业的权力的斗争中取得了巨大成就：许多女性开始走出家庭，外出工作，并进入学校学习。这是第一波女权主义思潮的成果。

第二波女权浪潮

女权主义的网络标志

20世纪80年代，女权主义成了音乐学家们主要关注的问题。在这之前，20世纪70年代时期，音乐学家们开始挖掘女性作曲家和表演者，并开始从女权主义的视角重审有关准则、天赋、体裁及时代划分的概念。换句话说，女性音乐家如何融入传统音乐历史这一问题被提了出来。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女权主义问题持续受到关注。苏珊·麦克拉瑞（Susan McClary）、玛西亚·希特伦（Marcia Citron）和露丝·索里（Ruth Solie）等音乐学家开始思考女性被现有工作主体排斥的文化原因。带性别色彩的音乐话语、专业化、对女性音乐的接受程度、音乐创作地点检查、女性的相对财富与教育、与女性特性相关的流行音乐的研究、音乐研究中的宗法观念、性别观念和性别差异等概念一直是该时期审查的主题。

对电影

参见：女性主义电影理论

20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随着女权电影理论的发展，出现了大量主张或阐明女权主义观点的女权主义电影。20世纪60年代，由于政治辩论和性解放的影响，女性走向激进主义，成立了增强自我意识的团体，并开始从不同视角分析主要电影业的女性建构。1972年，英国和美国举办了第一届女权主义电影节（feminist film festivals），并创办了首个女权主义电影期刊：《女性与电影》（Women and film）。这一时期的先驱有克莱尔·强斯顿（Claire Johnston）、劳拉·穆尔维（Laura Mulvey），后者曾在爱丁堡国际电影节上组织过女性活动。其余对女权主义电影产生过重大影响的理论家有特瑞莎·德·劳拉提斯（Teresa de Lauretis），安妮克·斯梅丽科（Anneke Smelik）和卡亚·西尔弗曼（Kaja Silverman）。

在女权主义电影理论的影响下，20世纪90年代女性电影创作呈现了多样性。大致有五个分类：1、正当性，如《工会女仆》（Union Maids）这样的使有关女性抗争的影片合法化；2、交流性，如《有关一个女性的电影》（Film About a Woman Who）这样的女性先锋电影；3、重建性，如《惊悚片》（Thriller）这样重铸常规类型的正宗实验电影；4、美杜莎式的，如《好奇的女孩》（The Curious Female）这种赞赏女权主义“毁灭”法制的潜能的电影；5、校正的写实主义，如《克里斯塔‧克拉格斯的第二次觉醒》（Das Zweite Erwachen der Christa Klages）这样的以广泛观众为对象的女权主义叙事影片等。这些纷繁复杂的女性电影都可看作是女性自身意识的觉醒，也是对排斥和压抑女性“声音”的反抗。

女性就业率

铆钉女工萝西，象征女权主义以及女性经济力量

女权主义运动带来了美国和欧洲女性就业率的大幅度上升。1950年代美国婚后女性就业率仅为11%，甚至少于1920年代。经历了在1960年代、1970年代伴随着带有浓烈地左翼色彩的民权运动而出现的的女性运动高潮后，1978年美国已婚女性就业率上升到50%。1997年达到61%，在21世纪初头几年的经济繁荣期时，认同“返回家庭相夫教子”的“选择女性主义”回潮，已婚女性就业率曾经回落到54%，在2008年底世界金融危机爆发后，因为生活压力增大所迫，美国已婚女性就业率重新上扬，在2010年上升到69%左右。

根据英国广播公司（BBC）的调查数据，截止2013年1月止对发达国家女性婚后就业率的统计，在北欧的瑞典和芬兰，有6岁以下孩子却不辞职继续工作的妇女比例高达76％（有18岁以下孩子不辞职坚持工作的妇女比例高达82％），美国为61％（有18岁以下孩子却不辞职坚持工作的妇女比例达70％），英国为55％，德国为53％。相比之下，日本只有34％。

婚后姓氏权

西方国家女子出嫁后从夫姓是一个历史悠久的习俗。从1960年代后期至1990年代早期，伴随着女权主义的进展，西方女士结婚后选择保留其娘家姓氏，或者是用连字号形式显示其婚后的名称的百分点有轻微上升的趋势。大体上来说，英美等国家的女性结婚后是否改从夫姓，是可以由女性自行决定的。

现代西方社会，从事演艺界的女性大多数在结婚后都不会随丈夫姓氏，一线女歌手几乎全都不从夫姓，即便是不出名的演职人员也多有不从夫姓者。此外、律师、法官、教授、科学家、作家、医生、父系祖先显赫的女政客等有公认成就的女性，都有很大比例的结婚后不从夫姓者。自1960年代末女权主义兴起后，欧美国家每年有近15%-20%的新婚女性选择不随丈夫姓而保留自己的姓氏。现代美国和欧洲，也已有数量虽少但比以前有所增加的男性决定放弃自己的姓随妻子姓。

日本法律不承认夫妻异姓的婚姻为合法婚姻。有部分日本人支持夫妻异姓的婚姻合法化。

中国大陆、朝鲜、韩国、越南法律规定夫妻除非结婚前原本就同姓，否则结婚后不能改动成同一姓氏，必须保持夫妻异姓。在中国香港地区，大多数女性在结婚后都不会随丈夫姓氏，在香港身份证上，夫妻拥有各自的姓氏，但允许冠夫姓。部分任职政府高层官员的女性会冠夫姓，源自港英时代早期的不成文规定，但自从1970年代女权运动进入香港以后，冠夫姓已经在公务员体系，甚至是社会中渐淡出，反映女性社会地位的进步。

前苏联和俄罗斯虽鼓励妻子结婚后不随丈夫姓，但并不强制禁止妻子结婚后从夫姓。

值得注意的是，大部分夫妻是同一姓氏的美国和欧洲，却要比大部分夫妻不是同一姓氏的韩国、中国台湾地区女性结婚后继续工作率要高，所以人们很难将是否从夫姓作为判断一个国家女性社会地位的绝对标准。

在某些国家的管辖权（Jurisdictions）中，妻子的姓氏会自动转变为丈夫的姓氏以保其法律上的合法地位。现 在女士可以容易地更改她的婚后姓名，而这个改变不再违宪。在某些地方，民事诉讼案及宪法的更改使得男士亦可以容易地更改婚后姓名，例如在英属哥伦比亚。

曾经在学术期刊发表文章而用婚前姓氏的女士，即使在婚后，她们亦不会从夫姓，以保持其䜣旧著作对学术界所作出的贡献。这个惯例在女医生、女律师事务所及其它专业也很重要。

反扑与争议

参见：反女权主义运动

20世纪70年代末，反女权初现端倪，80年代初，本质主义意识形态已经入主美国白宫，80年代中期，反女权进入大众文化视野。新右派领袖最先抛出了反攻的中心论点：妇女平等应为妇女乃至社会的不幸负责。新右派妇女组织不遗余力地反对女权主义，反女权的声音还来自知识分子群体。

新右派的立场是：赞赏家庭价值，反对堕胎，反对妇女解放，反对非传统家庭，反对青少年性活动，反对福利国家政策，反对社会主义。其中最主要的目标是反对女性主义和女同性恋。

到了80年代，在美国是保守的里根政府上台，在英国是保守的撒切尔夫人执政，女权主义的乐观主义情绪退潮，回复到男女不平等的状态。女权运动在80年代以后进入低潮，西方各国出现反女权主义回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