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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小川 编辑
郭小川（1919年9月2日—1976年10月18日），男，原名郭恩大，出生在河北省丰宁县凤山镇（原属热河省）一个知识分子家庭。我国文学界一位富有才华的诗人。1933年，日寇侵占热河，他随全家逃难北平。少年时代，他就“过早地同我们的祖国在一起负担着巨大的忧患”（《向困难进军》）。
“一二·九”运动后，他积极投身抗日救亡的学生运动，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民族解放先锋队文艺青年联合会的活跃成员，开始用诗歌作武器，参加了民族解放的斗争。此外还是音乐艺术家。
郭小川
1948年到1954年，先后任冀察热辽《群众日报》副总编辑兼《大众日报》负责人；《天津日报》编辑部主任。1955年到1961年，任中央作协党组副书记、作协书记处书记兼秘书长、《诗·刊》编委。1962年调《人民日报》任特约记者至文化大革命。1970年，随中国作家协会到湖北咸宁五七干校劳动锻炼。
郭小川创作作品极多，主要著作有：《团泊洼的秋天》 《平原老人》《投入火热的斗争》《致青年公民》《鹏程万里》《将军三部曲》《甘蔗林——青纱帐》《昆仑行》等，还有一些政论、杂文作品。
郭小川
被迫承认错误
新中国成立初期，党中央特地选调了一批经过革命战争考验的文艺创作骨干，先后到中央宣传部加强文艺创作的领导工作，繁荣文学事业，著名作家丁玲奉命担任中宣部文艺处处长，林默涵、郭小川等人也被选调到该处担任负责人。1955年，我国文艺界开展文艺思想大讨论，大家积极发言，各抒己见。丁玲、陈企霞等在大讨论中畅所欲言，大胆陈述个人观点，结果被上纲上线，错误地定为“丁、陈反党集团”。
当时，郭小川政治热情很高，组织纪律观念很强。在一次批判丁、陈大会上，他积极响应领导号召，踊跃发言。由于发言慷慨激昂，言辞尖锐，很受中宣部部长陆定一欣赏，他赞扬郭小川的发言很有战斗力。周扬、林默涵等也认为郭小川有朝气、有才干。事后，经过党组织研究，决定将郭小川从中宣部文艺处调往作家协会担任秘书长，以加强作协的领导力量。第二年，郭小川晋升为作协党组副书记。
郭小川在作协机关通过工作实践，深感文艺界历史上有许多错综复杂的恩恩怨怨，也发现丁玲等的实际情况并不像当年批斗大会上说的那么严重。此时此刻，他开始冷静、理智地思考问题，认为必须接受历史的沉痛教训，慎重处理丁、陈二人的问题。
1959年，庐山会议掀起阶级斗争新风暴。作协党组竟然把郭小川同彭德怀挂上了钩，开展重点批判。罪名是：在复查“丁、陈反党集团”中“经不起考验”，“形势发生变化时，由摇摆不定走向右倾”。郭小川有口难辩。1959年11月底，他被迫在作协12级以上党员干部会上作检查。
遭遇“文革”厄运
郭小川作品
1962年10月，在胡乔木的帮助下，郭小川离开作家协会，到人民日报社当了一名普通的记者。不久，他的老领导、农垦部部长王震邀其随行，先后赴东北林区和北大荒垦区考察。随后，王震又带他南下福州、泉州、厦门、漳州。这期间，郭小川还专门深入上海警备区南京路上好八连，采访他们的先进事迹。事后，他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长篇通讯报道《崇高的革命品质》，热情歌颂南京路上好八连。郭小川随同王震部长走南闯北，大大开阔了视野，处处感受到广大工农兵群众战天斗地、建设社会主义的高涨热情。工农兵群众火热的战斗生活，让他激情满怀，大大激发了他的创作热情。他曾先后发表了《东北林区》《厦门风姿》《昆仑行》等优秀通讯、诗歌、散文。作为一名战士诗人和著名记者，郭小川当时在写作生涯上开始进入另一个辉煌时期。大型歌舞《东方红》剧组热情借他参加写部分解说词；八一电影制片厂也不甘落后，特地邀请他撰写《军垦战歌》影片的解说词。顿时，他成了新闻界和文化界的大忙人、大红人。他曾随《人民日报》副总编安岗到大庆油田采访，撰写了大庆油田《怎样突出政治》等著名通讯，影响很大。1965年，他又深入采访了中国乒乓球队庄则栋等运动健儿，写了另一篇著名的通讯报道——《小将们在挑战》，《人民日报》和《体育报》同时在显著位置发表。
不久，“文化大革命”的风浪骤然而起。随着政治运动向纵深发展，他被隔离审查，遭到了无情的批斗、抄家，责令写交代材料。然后，被作协机关造反派揪回去监督劳动，被勒令打扫厕所。随后，他被送往湖北咸宁“五七”干校劳动改造，继续接受审查。郭小川毕竟是有社会影响的知名诗人和记者，名声在外。他在咸宁“五七”干校劳动的消息，很快就传到武汉军区，引起军区政治部的莫大兴趣。1971年，武汉军区政治部派人到咸宁“五七”干校，提出借郭小川到军区帮助写《前进在五七道路上》影片的解说词。他没有辜负武汉军区的殷切希望。影片放映后，解说词一炮打响，轰动军内外。各大军区羡慕不已，都从“借调”经验中获得了启发，争相效仿，纷纷派人到文化部“五七”干校借调郭小川。
1971年的一天，江青要看电影，工作人员不敢怠慢，赶紧为她放映各大军区新拍制的纪录片。她看着看着，突然发现银屏上出现了郭小川的名字，不禁勃然大怒，尖声责问：“郭小川到处乱窜，有没有人管他？！”这句话一传出，各大军区都惊慌失措。从此，对郭小川的态度立刻大大改变。郭小川只好返回湖北咸宁“五七”干校，继续埋头劳动，接受审查。1974年底，文化部咸宁“五七”干校的大部分人回北京分配工作。但郭小川例外，他被从咸宁“五七”干校直接转移到天津静海县干校继续审查，行动受到监控。于是，他在天津静海县团泊洼干校整天满腔愁云，过着一种孤寂、忧伤的日子。
在烟雾中窒息身亡
1975年国庆节后，中央专案组突然派人到干校，向他宣布审查结论：经审查一切没有问题。郭小川一身轻松，愉快地返回北京。第二天，他立刻匆匆去见老首长王震。时任副总理的王震，看到老部下终于获得自由，大大地松了一口气。“四人帮”尽管受到毛泽东的连续批评，但他们并不收敛，当时的政治斗争形势不容乐观。因此，纪登奎、王震安排郭小川尽快离京，到外地避风，免得引来不必要的麻烦。
1975年9月，郭小川在团泊洼写了不朽的诗篇——《团泊洼的秋天》。
1976年10月，一向关注时局变化的郭小川，此时远在河南林县，虽然不知道中南海出现的新情况，但凭着诗人惯有的政治敏锐感，仍能从收音机、广播的用语和语气里，微微感受到一些新变化。他决定去一趟北京，看看那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他计划先到安阳探亲访友，再去郑州与省委书记刘建勋话别。10月13日，他刚到安阳招待所，就耳闻“四人帮”被捕的喜讯。他左盼右盼的事情终于发生了，内心深处充满了激动。
18日夜，郭小川躺在床上，习惯地点着香烟。他翻来覆去总是不能入睡。无奈，只好按惯例服用安眠药。不一会儿，他迷迷糊糊进入了梦乡，然而他手上夹的烟蒂却未掐灭，从而引发了火灾……富有才华的著名诗人郭小川，在无情的烟雾中窒息身亡。
《郭小川诗选》
一九三六年抗日战争爆发，郭小川在赴延安的途中参加了八路军，在一二〇师三五九旅先后担任宣传、教育和机要工作。一九四一年初，他到延安马列学院等单位学习和工作了四年半，主要从事马列主义政治理论和文艺理论的研究。抗战胜利后，他回到自己的家乡任县长，参加并领导了清匪反霸和土改运动。一九四八年夏，他转到新闻战线，先后任冀察热辽《群众日报》副总编兼《大众日报》负责人、《天津日报》编委兼编辑部主任。一九四九年五月随军南下。武汉解放后，他在中南地区从事党的理论和宣传工作，与陈笑雨、张铁夫合作，以“马铁丁”为笔名写了大量的“思想杂谈”，在群众中产生过较大的影响。一九五三年春调到中共中央宣传部。
作为一个诗人，郭小川在抗日战争前期写的《滹沱河上的儿童团员》《我们歌唱黄河》《草鞋》《老雇工》等诗篇，虽然稚嫩，存在着尝试和摸索的痕迹，但是它们表达了诗人热爱革命生活的真挚感情。也初步显示了他善于捕捉革命斗争生活中的动人场景的艺术才能。从一九四三年以后长达十多年之久，诗人把全部精力放在实际革命工作上，几乎没有拿起笔来写诗。然而艰苦而丰富的革命工作实践，党的理论宣传工作给诗人带来的较高的思想理论修养，却从生活上和思想上给他以后的创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这十年，在诗人的创作道路上算是一个重要的准备阶段。
一九五五年秋，郭小川从中共中央宣传部调任中国作家协会党组副书记、书记处书记兼秘书长、《诗刊》编委。转到文艺战线以后，诗人立即以强烈的革命责任感和火一般的战斗激情，为新中国刚刚开始的社会主义事业高唱颂歌和战歌。他的第一首政治抒情诗是献给全国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大会的《投入火热的斗争》。这首诗以他过去的诗歌中所没有的磅礴气势，唱出我们这个时代的强音：
公民们！
这就是我们伟大的祖国。
它的每一秒钟都过得极不平静，
它的土地上的每一块沙石都在跃动，
它每时每刻都在召唤你们，
投入火热的斗争，
斗争！
这就是生命，
这就是富有的人生。
《郭小川全集》
郭小川作品
郭小川认为，我们“处在一个意气风发、精神振奋的前所未有的时代。”因而这个时代的诗歌要“造成一种雄浑而壮丽的气势，一种高昂的调子。”郭小川的可贵素质是具有永不衰竭的“战斗的热情”，并将这股热情融会于有血有肉的生活形象之中。
为了表达内容的需要，郭小川不拘一格，对诗歌形式进行了多方面的尝试，曾被誉为“革新能手”。“新辞赋体”可以说是诗人的一个独特创造。为了表达壮阔的思想感情，他从我国古代辞赋中借鉴联辞结采的特点，结合现代汉语规律，创造了这种新诗体。短句长排、诗行大体整齐、对应的格式，与铺饰、夸张、重叠、排比、对偶等表现手法大量使用，以及结构、词藻、音韵节奏等方面的考究，有效地增强了诗的情感浓度与语言力度，造成一种宏阔与澎湃的气势，使得这种诗体产生了较强的艺术表现力。郭小川走了，但他留下的诗句今日吟诵起来仍然那么亲切上口，仍然鼓舞和激励着我们：
战士自有战士的性格，不怕污蔑，不怕恫吓；
战士自有战士的抱负，永远改造，从零出发；
战士自有战士的胆识，不信流言，不受欺诈；
战士自有战士的爱情，忠贞不渝，新美如画！
郭小川的《祝酒歌》
祝酒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