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后金 编辑
后金（1616年—1636年），努尔哈赤在统一女真各部的基础上，于明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创建的国家，为区别于金朝，称之为“后金”。历经两汗二十年，与明朝并立，是清朝的前身。
万历十一年（1583年），努尔哈赤以祖、父遗甲十三副起兵，对建州女真各部展开了兼并战争，统一了建州各部。先后兼并海西女真和东海女真，统一了东北地区的女真各部。天命元年（1616年）努尔哈赤称汗，国号金，建元天命。天命三年（1618年）努尔哈赤以“七大恨”祭告天地，起兵反明。天命十一年（1626年）努尔哈赤病死，皇太极继位，改元天聪。天聪元年（1627年）皇太极迫使朝鲜称弟纳贡。天聪九年（1635年）皇太极征服漠南蒙古。同时皇太极针对努尔哈赤时期的社会矛盾进行了一系列改革，继续完善和扩大八旗蒙古、八旗汉军，史称“天聪新政”。并改族名为“满洲”。天聪十年（1636年）皇太极称帝，改国号大清，改元崇德。
后金建国之初，疆域东起大海，西至辽东边墙，南达鸭绿江，北接嫩江，占据了东北大部分地区。改国号前夕，其疆域已经扩展到长城以北、外兴安岭以南、西起贝加尔湖、东至库页岛之间的广阔区域。
努尔哈赤确定的八和硕贝勒共治国政，实际上是一种贵族共和政体。皇太极以八旗军事制度为基础，削弱女真贵族的权力，改革军事、政治结构和制度，逐步确立了封建君主专制政体。
中文名：后金
外文名：TheJinDynasty
别名：金、大金
时间范围：1616年至1635年
可汗：爱新觉罗·努尔哈赤、爱新觉罗·皇太极
都城：天眷兴京（1616-1621年）、东京城（1621-1625）、天眷盛京（1625-1636）
主要城市：开原、铁岭、广宁、盖州、复州
语种：汉语、满语、蒙语
货币：天命汗钱、天聪汗钱
开国可汗：爱新觉罗·努尔哈赤
天命元年（1616年）正月，努尔哈赤建国称汗，号“覆育列国英明汗”，采蒙古汗制，以示自立。两到三年后铸造满文“天命金国汗之印”行用，到天聪十年（1636年）皇太极建号大清以前，一直沿用金国这一称号。汉文文献或称“大金”，乃是习惯性的称颂。至于“后金”一名，既不是努尔哈赤自建的国号，也非出于后世史家的追称。它初见朝鲜，又由朝鲜传到了明朝。金国草拟文书的汉人也不无可能偶用“后金”之称，但并非正式的国名。依据名从主人的通例，我们把努尔哈赤的国家称为金国，当更符合历史的实状。
天聪十年（1636年）皇太极改国号“大清”，改元崇德，“金”为国号首尾20年。
建州兴起
建州三卫起源
奴儿干都司形势图
正统三年（1438年），建州卫迁至浑河上游的苏子河流域，以今赫图阿拉为中心住牧。正统五年（1440年），建州左卫亦迁至此地，居佛阿拉城（今辽宁新宾永陵镇）。正统七年（1442年），明廷从建州左卫中析出建州右卫，委猛哥帖木儿的弟弟凡察掌右卫，委猛哥帖木儿之子董山掌左卫，以马尔墩岭为界，建州三卫由此形成。
统一建州三卫
萨尔浒之战
六月，努尔哈赤攻占辽东重镇开原城（今辽宁开原老城镇），明总兵马林、副将于化龙、参将高贞、游击于守志、守备何懋官等皆战死。努尔哈赤迁往界藩城（今辽宁抚顺县界藩山上），在此仅居一年零三个月。 七月，努尔哈赤又攻占铁岭城（今辽宁铁岭银州镇）。 八月，努尔哈赤征叶赫，叶赫有二城，贝勒金台吉守东城（今吉林梨树叶赫乡），其弟布扬古、布尔杭古守西城（今吉林梨树叶赫乡）。分军围之，金台什、布扬古不降被杀，布尔杭古投降，叶赫部灭亡。 九月，努尔哈赤命岳讬、硕讬与代善分家，并宣布废掉代善的太子之位。
天命五年（1620年）九月，因萨尔浒之战，界藩城成为后方，努尔哈赤意识到萨尔浒的重要性，因而迁往萨尔浒，新建萨尔浒城（今辽宁抚顺县东萨尔浒山下）。
经略辽沈
天命六年（1621年）二月，努尔哈赤以代善、阿敏、莽古尔泰、皇太极“四大贝勒”分月值理政事。三月，努尔哈赤率军攻打沈阳城（今辽宁沈阳），明总兵贺世贤、副将尤世功等分兵守城，努尔哈赤遣侦骑挑战，贺世贤率部出城迎击，中伏败亡。尤世功出兵相救，亦战死。十三日，后金占领沈阳城。十八日，努尔哈赤发兵攻打明辽东都司治所辽阳城（今沈阳辽阳），明辽东经略袁应泰见大势已去，自缢而死。努尔哈赤夺取辽阳城后，数日间又连下金州（今辽宁金州）、复州（今辽宁瓦房店）、海州（今辽宁海州）、盖州（今辽宁盖州）等地，河东十四卫尽为后金所有。当月，努尔哈赤即迁都辽阳城，在辽阳城东太子河东岸新建东京城（今辽宁辽阳）。
天命七年（1622年）正月二十日，后金军渡辽河，逼近西平堡（今辽宁盘山古城子镇），明广宁巡抚王化贞率广宁之兵共数万明军前往救援，援军合兵一处与后金交战，大败。二十三日，王化贞出逃广宁城（今辽宁北镇），明游击将军孙得功、守备黄进等献城，后金兵不血刃占领广宁城。紧接着又连陷义州、锦州、大凌河等辽西四十余城堡。熊廷弼、王化贞率明军残部与数十万流民往山海关而去。
天命十年（1625年）三月，努尔哈赤又将都城从东京城（今辽宁辽阳）迁至沈阳城（今辽宁沈阳）。 十一月，和硕贝勒莽古尔泰、贝勒济尔哈朗、阿巴泰等支援科尔沁部，此时察哈尔林丹汗围科尔沁部之克勒珠尔根城已数日，后金大军至农安塔，林丹汗夜遁。
天命十一年（1626年）正月十四日，努尔哈赤率领诸贝勒大臣等十三万大军，号称二十万，西渡辽河，进攻宁远城（今辽宁兴城），不敌明军；二十七日，撤宁远之兵回师沈阳城（今辽宁沈阳）。 四月初四，努尔哈赤试图重振低落的士气，率军征讨喀尔喀巴林部，大获全胜。 五月二十一日，努尔哈赤出城迎接前来沈阳的科尔沁部奥巴贝勒，封为土谢图汗。 八月十一日，努尔哈赤于沈阳四十里的叆鸡堡（今辽宁沈阳大挨金村）病逝，天聪二年（1628年）葬于福陵。 代善与其子岳讬及萨哈廉，拥皇太极嗣汗位。 九月一日，皇太极即汗位，焚香告天，宣布次年为天聪元年。
东征西讨
天聪元年（1627年）正月，皇太极命阿敏、济尔哈朗、阿济格、杜度、岳讬、硕讬诸贝勒统兵出征朝鲜。后金一路势如破竹，连下义州（今朝鲜平安北道新义州市）、定州（今朝鲜平安北道定州市）、郭山（今朝鲜平安北道郭山郡）、安州（今朝鲜平安南道安州市）、平壤（今朝鲜平壤特别市）、黄州（今朝鲜黄海北道黄州郡）、平山（今朝鲜海北道平山郡）诸城，朝鲜国王李倧逃往江华岛（今韩国仁川广域市江华郡）。后金军至平山时始与朝鲜议和。二月，后金与朝鲜结成盟誓后，后金撤退。五月，皇太极亲率后金军围锦州城（今沈阳锦州），攻宁远城（今辽宁兴城）。明军士卒多战死，仍力战不退。后金军于是解宁远围，增兵攻锦州，后金士卒损伤无数，锦州终不可破。六月，后金撤军。
天聪二年（1628年）二月，皇太极统大军亲征察哈尔所属的多罗特部，进至敖木伦，俘获一万一千二百人。八月，与喀喇沁部议和，九月调科尔沁、喀喇沁、敖汉、奈曼及喀尔喀诸部兵来会。 九月，后金大军出征察哈尔 。至席尔哈、席伯图（原为锡伯族居住之处，后成为地名）、英、汤图等处，俱下。十月，胜利而归。 这次出征，后金既打击了大敌察哈尔部，也进一步巩固了对已归服的蒙古诸部的统治。
清入关统一东北图
行政区划
努尔哈赤统一女真以后，看到了明朝行政区划府县制的优越性，也看到女真自然、社会和历史情况与明不同。地广人稀，到处有可开垦的肥沃土地，森林、草原资源丰富，土墙草顶的屋舍随处可以取材构建。加之女真人团体迁徙的传统，并没有同哪一方土地结下永久之缘。无论从观念和生活实际考虑，他们同土地的联系远不如汉人那样密切，女真人的集团观念胜于土地观念，所以不能以地域作为行政区划的绝对标准，未能象明朝那样实行府县制，却要达到府县制的效果，努尔哈赤酌金行事，基于围猎征战的传统，有编制军事组织的便利条件，在学习明军以不同颜色旗帜作为分伍号令的标志，在改变了”传箭为令”的传统的基础上，于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创建八旗制度，实现以军事组织形式的行政区划。
盟旗制度
满蒙内外势力的结合，是后金军事实力的重要基础。后金置备较为大型的蒙古牧区旗军，应从天命十一年（1626年）始设科尔沁六旗开始。天聪元年（1627年）以后，游牧蒙古旗迅速增加。崇德元年（1636年）以后，其制始臻完善，从而发展为有名的清代蒙古盟旗制度。
兄弟之国
天聪元年（1627年），后金派大将阿敏攻打朝鲜，朝鲜国王李倧逃往江华岛，史称“丁卯之役”。后金军至平山（今朝鲜黄海北道平山郡）时始与朝鲜议和，结成盟誓后撤退。三月，后金与朝鲜结为兄弟之国。按照和约，双方除互市外，还有“岁币”，即朝鲜每年要向后金进献大笔财物。很明显，“江都之盟”是在强力下签订的，对朝鲜来说带有很大的屈辱性。所谓“兄弟之国”，也是后金为兄，朝鲜为弟；以前女真不时向朝鲜贡纳，这时朝鲜却要向后金纳“岁币”。后金的地位在上升，朝鲜的地位在下降，虽曰“兄弟”，但并不真正平等。朝鲜不甘于这种屈辱地位，且和明王朝仍保持着传统的宗藩关系，故与后金的兄弟关系一直不谐。以致在九年后发生“丙子之役”。
政治体制
努尔哈赤时期的后金国家政权是军事政权，虽有理政听讼大臣、札尔固齐等名号，但仍属于八旗之下的行政体系。天命五年（1620年）三月，他又仿明制将八旗下的各官分为总兵官、副将、参将、游击、备御五个等次，但并非官制官职的创设，而是建立区别等级的“世职制”。也就是说努尔哈赤时期的后金政权严格说来并无文官制度，皇太极继位后才开始了对中原国家机构的模仿。
皇太极为了适应历史形势的发展，在汉官的推动下，自觉不自觉地逐渐汉化、封建化，最终仿效明制，确立了以女真贵族为主体，包括汉、蒙古各族上层分子在内的封建君主专制政体。这一制度的确立，加速了女真族社会的发展进程，凝聚了后金政权的内部力量，为此后入主中原，统一全国奠定了基础。
中枢机构
八和硕贝勒共治国政
天助兵总兵官尚可喜
学习先进文化政策是在天聪三年（1629年）设文馆，范文程、宁完我、高士俊、高鸿中、鲍承先、王文奎等人参与其事，并成为皇太极的“脑库”，文馆巴克什达海等人翻译了《刑部会典》《资治通鉴》《六韬》《孟子》《三国志》以及辽、金、宋、元四代史书等汉文典籍，便于女真人和后来的满族不断接受汉族先进文化。
将汉民纳入新的统治体系的政策是在后金政权建立初期，曾经实行对反抗后金统治的汉民进行屠杀，或将归附的汉民强迫为奴的政策，由于上述政策具有明显的落后性和野蛮性，严重损害了广大汉民的切身利益。皇太极执政之初，及时调整政策，将汉民“编为民户”，摒弃了落后的生产方式。同时，为避免女真人官员对汉民的巧取豪夺，委任汉官对这些汉人进行管理，实行满汉“分管”的行政管理体制，既解放了生产力，又缓解了后金政权的满汉矛盾。这充分反映了汉民已经成为后金政权统治的重要社会基础。
联姻政策是后金政权对蒙古诸部联姻政策在满汉关系领域里的新发展，有效地安抚了明朝的降官降将，强化了后金政权与明朝降官降将之间的利益趋同。在这方面，后金政权的最高统治者发挥了表率作用。努尔哈齐将孙女嫁给抚顺守将李永芳为妻，李永芳被称为“抚顺额驸”，将宗室女嫁给李延龄为妻，上述汉族官员因此成为后金政权最高统治者的额驸，对提高汉民对后金政权的政治认同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另外，对投降的明军官兵也配给妻室，稳定了军心和民心。
禁止官员向所管辖的汉民科敛财物政策是皇太极针对正黄旗管汉民千总向所管辖的汉民科敛财物的案件，明确指出：“人臣以称职为先，国家以爱民为务。嗣后有需索食物者，除凡人照常处分外，若是管粮官、笔帖式及巡台人等，似此虐民妄行，事发，不照常例治罪，定行处死。”随后，努尔哈赤又下谕旨，进一步禁止其他七旗存在的同类现象。
剃发留辫政策是在努尔哈齐攻取抚顺之后，就实行强制剃发政策。这项政策实际上是一种民族强制同化政策，这也是后金政权以及清朝政府的弊政之一，其实行对汉族造成了心理伤害，必然引起汉民的强烈不满和激烈反抗，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民族的狭隘性和后金政权民族政策的不完善性。
朝鲜族
后金时期，中国东北地区曾有相当数量的朝鲜人居住，这些朝鲜人流入中国的主要形式包括如下几方面。
女真社会的采猎、游牧经济和幼稚的农耕经济使得掠夺活动在女真社会发展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掠夺不仅使女真社会的财富大大增加，而且通过掠夺人口，可以满足女真社会对劳动力的需求，并能增强军事实力，对朝鲜的掠夺是女真人掠夺活动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女真人以“我国边民一生奇货，赏之愈厚，掠之愈数”。
17世纪，李朝统治阶级内部结党相斗，外戚专权等现象连接不断，政局混乱。尤其是从宣祖到光海君“暴政”，以及仁祖返政期间，李朝统治阶级内部的党争与“士祸”，迫使一些上层人士不得不亡命到后金。
出于女真社会发展的需要，也出于与周边国家实力角逐的外交目的。努尔哈赤建立后金政权以后，曾对邻国朝鲜发动几次大规模的战争，俘获成千上万的朝鲜士兵到女真社会。
从16世纪末到17世纪初，由于朝鲜封建统治的残酷的“三政”剥削，以及恶劣的自然条件和连年不断的天灾，加上来自北方的女真人的侵扰，朝鲜咸镜、平安二道边民的生活苦不堪言。而中国东北地区后金政权的各种摇役负担要比朝鲜轻得多，而且地旷人稀，有很多可耕地，对于极端贫困的朝鲜边民来说，中国东北地区既是谋生之处，也是避难之处。
东海女真
早在后金政权建立之前，努尔哈赤就开始了对东海女真的招抚工作。其手段之一主要是对前来朝贡、归附的各部首领实行赏物、赐官、联姻等。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九部之战”后，努尔哈赤军威大振、闻名各部。这在黑龙江下游的东海女真各部中也产生了很大影响，他们纷纷前来朝贡归附。后金统治者将大批黑龙江下游等地区的各族人招抚到辽东等地，编入八旗，使之成为新满洲。
同黑龙江中西部地区相比，努尔哈赤及皇太极统一黑龙江下游地区各民族的策略主要还是以军事征服为主。努尔哈赤父子派兵到东部沿海地区，以武力胁迫或俘获各部部民使之归附，并掳掠他们的财富，归于后金。对于那些敢于抗拒的部民，满洲军兵便残酷镇压。早在后金政权建立之前，努尔哈赤就开始了对东海女真各部的军事征讨。
除了对黑龙江下游地区集中居住的东海女真各部落进行军事征讨，对于散居鄂霍次克海沿岸以及库页岛上的部民，努尔哈赤也采取同样手段加以统一。皇太极即位后，继续执行努尔哈赤的军事征服策略。但皇太极在派兵征讨黑龙江下游地区的东海女真部落时，对出征兵将也进行了纪律约束。
这样，进一步加快了对黑龙江东部地区各族统一的进程。经过努尔哈赤及皇太极父子的努力。到清朝入关前，后金政权基本上统一了东海瓦尔喀部、虎尔哈部、窝集部、使犬部、使鹿部及苦夷等部族，使黑龙江下游和库页岛等地完全处于后金政权的统辖之下，完成了统一黑龙江地区的大业。
索伦诸部
”索伦诸部”是黑龙江中上游地区的土著居民，也是今鄂温克、鄂伦春及达斡尔等族的先民。明末，“索伦诸部”主要分布于从精奇里江到额尔古纳河及外兴安岭以南的黑龙江中上游地区。他们主要以渔猎游牧为生，是一支能征善战而又不可多得的军事力量。对这一地区的索伦等族，努尔哈赤及皇太极父子采取了招抚和军事征服并用，以招抚为主的策略，使这里的各族相继归附。
在黑龙江地方索伦部首领中，与后金建立联姻关系的只有萨哈尔察部的首领巴尔达齐。巴尔达齐居住在精奇里江边的多科屯，姓精奇里氏，是索伦部中较有影响的首领。他归附后金政权后，对黑龙江索伦部的归附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因而受到皇太极的器重。为了巩固索伦部与金国的臣属关系，皇太极将女儿下嫁给巴尔达齐，使之成为后金的“额驸”。从天聪八年到崇德八年（1634至1643年），巴尔达齐先后十一次到盛京城朝见纳贡，每次朝贡都受到盛情款待和极高的礼遇。
对于黑龙江中上游地区的各民族，皇太极主要采取了以招抚为主的策略。但是，由于努尔哈赤及皇太极所处的时代及其带有奴隶制残余的阶级本性，决定了他们对黑龙江地区索伦等部的统一，也带有民族征服性和财富掠夺性。因此对索伦等部的军事征服及对反叛部族的残酷镇压，也是其统一黑龙江中上游地区的重要策略之一。
八旗制度
八旗建制
八旗盔甲
八旗制度的产生源于女真人的社会生活，和女真人的民族传统是分不开的，也和后金时期的经济、政治、军事有着密切联系。牛录是八旗制度的基础，也可以说是八旗制度的雏形。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努尔哈赤正式建立了牛录。以五牛录为一甲喇，每五个甲喇为一固山，一固山就是一旗，各旗以黄、白、蓝、红四种不同的颜色为标志。建立四旗以后，努尔哈赤灭掉了哈达、辉发、乌拉等三部，实力急剧增长，被征服的人口日益增多，幅员也不断扩大，原有的四旗越来越不适应人口的增加、兵员的扩充和战争的需要。在此情况下，努尔哈赤把原来的四旗扩展为八旗，将原有的黄、白、蓝、红四色旗帜镶上边，这就是：正黄、正白、正蓝、正红、镶黄、镶白、镶蓝、镶红，合起来称为八旗。八旗的建制分为三级，即牛录（佐领）、甲喇（参领）、固山（都统）。皇太极还制定了编制牛录的方法和原则，使八旗制度在扩大中不断巩固。
天命元年（1616年）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正式称汗，建立了以八旗制度为主要形式的后金政权。皇太极继承汗位以后，革弊布新，进一步完善了八旗制度，他编制了“蒙古八旗”和“汉军旗”，细化了八旗的职官制度，实行封爵制，分为王、公、伯、子、男数等，又给立功者世袭。皇太极还建立了其他各项制度，使得八旗制度从建立、发展并最终臻于完备。
八旗职官制度
职官制度是随着八旗的建立而出现的。八旗制度应该是从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以每三百人编一牛录开始的，管辖牛录的官员即被定为“牛录额真”。而在此之前，后金社会只有沿习已久的并非为固定官名的“汗”、“贝勒”、“台吉”等首领之称，至于“札尔固齐”、“大臣”、“巴图鲁”之类，也不是正式职官制度下的官名。“牛录额真”官名的出现与设置，预示着八旗职官制度开始形成并逐渐走向完善。
八旗军律制度
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八旗军律初步形成于牛录创立之时。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八旗正式建立之后，军律较以前更为详细，天命元年（1616年）努尔哈赤称“覆育列国英明汗”以来，随着八旗建制的确立和对八旗内部层层管理的严密，八旗军律有了更大发展。八旗军律在形成时期多以努尔哈赤之命令为准。最早而又较完备的八旗军律定于万历四十三年建立八旗之时。在这种具有原则性的军律之下，具体的军律被不断细密化。如天命三年（1618年）四月，颁布甲兵管束令。执行军律不仅仅针对甲兵士卒，对八旗各级将领均一体视之。《满文老档》中记载了总兵、副将、参将、游击、备御所有级别官员关于遵守军律的誓书即保证书。八旗军律的实施尽管在当时并未形成系统的法律条文，但是具有针对性的军律设立，还是对建立未久的八旗各级将士起到了具有明显效果的约束力，成为整合八旗，整顿军纪的重要措施和手段。
天聪年间（1627年至1636年），八旗军律更为细密严格，尤其表现在出师征伐中的赏罚方面。天聪六年（1632年）三月，皇太极对出征军律又作了详细规定。四月，又对出征攻掠也作了详细军令。除以军律军令约束统辖八旗之外，对攻城掠地、勤于职守有功者亦给予升迁及赏赐人口、牲畜、银两等奖励，查《八旗通志》人物志、封爵表、世职表等，可知奖赏有功之人的军律也很细密。
八旗军律给八旗上下将士制定了行为规范和标准，严厉的惩罚和充分的奖赏，使原本凑集起来的各部族之人有了统一的军事和思想纪律观念以及军事行为标准。对八旗军律的坚持与实行，以及对八旗上下频繁的奖惩，使八旗军律深入人心。久而久之，八旗逐渐成为一支军纪较为严明的整体。
八旗军功制度
努尔哈赤在起兵之初即已开始实行军功制度，并将这种制度逐渐完善。八旗军功制度比较复杂，择其大端，大致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其一，以军功授与实职。在八旗职官制度基础上，按军功之类别大小授与固山额真（都统）以下，牛录额真（佐领）以上各官，军功大者可以超拔。同类军功又分为一、二、三等，分别授与相应官职。其二，以军功授与爵位及世职。爵位分为宗室封爵与异姓封爵两种，异姓爵位分为公、侯、伯、子、男五等，入关前公、侯、伯、子、男分别用满语称呼，爵位之设立也并不十分精密。在这五等爵位中，每等爵位分为三个级别，子孙可以承袭爵位。除此之外，军功不及封爵者，给予世职承袭。“五等之封，皆积功而递加者也。其功不能及五等，而勋劳亦不可湮没者，国家酬庸之典，亦核其等差，锡以世职。”世职即可以子孙承袭的奖励之职位。其三，以军功减免差徭，减免罪责。八旗各层各级成员，需负担差徭，有军功者视其功劳多少及所得封爵与世职之大小，可以得到减免差徭和减免罪责的优待。其四，以军功赏赐人口财物。有军功者不仅能够升迁并得到封爵和给予世职的奖励，而且还会得到人口财物的赏赐，成为八旗中的富裕之人。
至天聪年间，军功制度更为完备详细，凡在征战中有功之人均可以功受赏。此阶段授以军功的形式有四种。其一，擢升其官职，如阵亡，家族之人可袭其官，并赏给银两财物。其二，虽有战功，但尚不得升迁，将其功记录在案，赏银两财物，待再立功时准予升迁。其三，仅叙其功，观其以后立功情况予以晋升。其四，仅赏银两或财物，以此肯定其功劳。这四种形式均以其军功大小为根据来确定，并非仅由官员及皇太极意志决定，其公开性和公平性能够得到基本保证。
八旗户籍制度
八旗牛录、甲喇、固山的建制，实际上也是一种兵民结合的人口管理方式，但从普遍意义上来说，以旗统人包括八旗势力范围内所有人口的管理，实际情况还要更复杂一些。八旗人口之管理自努尔哈赤时代即已开始。初次编建牛录已经是在清查人口基础上进行的，对于人口的管理已有“以旗统人”的办法，对汉族人口的管理也很严密。正式记录大规模编审壮丁，是在天聪四年（1630年）十月。这次编审壮丁极为认真，八旗各级官员均需盟誓，如实清点。八旗入关之前，三年一比丁已成为定制。
其他兵种
综述
天命六年（1621年）努尔哈齐攻陷辽沈后，改革八固山军制，提升各牛录甲数，为部分甲兵配备火器，并以绵甲人充实了“黑营”。同时，还抽调辽东汉人充伍，组建了“汉兵”。
“黑营”与“汉兵”虽同为努尔哈赤统治后期的重要军制，却泾渭分明。“黑营”由各牛录正兵组成，是覆盖八固山的营制，而“汉兵”并非八固山之兵。
黑营
天命八年（1623年）四月，“黑营”最后一次出现在努尔哈赤的再度扩大火器装备范围之谕中，据此统计，每牛录“行走百甲”含白巴牙喇十名、红巴牙喇四十名，余俱为“黑营”。
经过本次更定军制，每百名披甲设炮二十二位，且白、红巴牙喇、“黑营”均配属火器。红巴牙喇、“黑营”一跃成为拥有火器与车盾之军，“黑营”更包揽绵甲与大部分攻城器械，除本身配备枪炮外，还以甲喇为单位携大炮二门，成为专业攻坚力量。“黑营”自初设始，便基于牛录组建，是覆盖八固山，出兵行走的营制。营兵分披甲、绵甲人两种。
汉兵
天命六年（1621年），努尔哈赤按20丁抽1兵的比例征辽东汉人当兵。都堂制度肇始于攻克辽沈后，是管理汉人的机构。都堂一职，初由固山额真充任，位高权重。正因为大批汉人丁口被划归诸申、汉官管理，成为抽兵的人力基础。
天命八年（1623年）正月，距“汉兵”初立已逾一年。“汉兵”虽已成军，但装备妥善率不高，冬衣、马匹、火器、甲胄均未齐备。都堂衙门强调：“汉兵”虽需备马，但不必像诸申兵丁般准备弓、撒袋，仅置办炮、鸟枪、铠甲即可，实为执火器的乘马步兵。四月，都堂衙门却要收缴军器，覆盖辽东全体汉人，“汉兵”也不例外。收缴器械不限于火器，弓矢、刀、长枪等皆在其列。诸申兵丁自备兵器，而“汉兵”却必须送官统一保管，不准日常佩执。
天命八年（1623年）五月，“汉兵”最后一次见于旧档，之后便消失了。
其他
乌真超哈，后金兵种，字面意思为“重兵”。最早创立乌真超哈，与后金炮兵的建立有很大关系。天聪八年（1634年）定随固山额真行营之旧汉兵为 "乌真超哈"， 顺治十七年（1660年）定汉名为汉军。汉军之设立始于天聪五年（1631年）正月，此年铸成“红衣大将军炮”，并使额驸佟养性总理汉人军民一切事务。 编汉人为汉兵，于八旗每旗之下设随营红衣炮、大将军炮40位，统由佟养性管理。至天聪七年（1633年）汉兵已编建为一旗。
天助兵，后金兵种。天聪八年（1634年），原明朝东江镇广鹿岛副将尚可喜率部投降后金。皇太极将其所部编为天助兵，后并入汉军。
天祐兵，后金兵种。天聪七年（1633年），明朝登州参将孔有德、耿仲明率部渡海投降后金。后金即将降金的孔有德、耿仲明部改编为天祐兵。次年，并入汉军。
对外战争
战役 | 时间 | 交战方 |
|---|---|---|
抚顺之战 | 1618年 | 明朝 |
清河城之战 | 1618年 | 明朝 |
萨尔浒之战 | 1619年 | 明朝、女真叶赫部、朝鲜 |
开铁之战 | 1619年 | 明朝 |
叶赫城之战（后金统一叶赫之战） | 1619年 | 女真叶赫部 |
奉集堡之战 | 1619年 | 明朝 |
西平堡之战 | 1622年 | 明朝 |
辽沈之战 | 1621年 | 明朝 |
广宁之战 | 1622年 | 明朝 |
宁远之战 | 1626年 | 明朝 |
丁卯之役（后金攻朝鲜之战） | 1627年 | 朝鲜 |
宁锦之战 | 1627年 | 明朝 |
后金攻察哈尔蒙古之战 | 1628—1635年 | 蒙古察哈尔部 |
己巳之变（后金攻明京畿之战、后金第一次入塞） | 1629年 | 明朝 |
滦州、永平之战 | 1630年 | 明朝 |
大凌河之战 | 1631年 | 明朝 |
宣府、大同之战（后金第二次入塞） | 1634年 | 明朝 |
后金一征索伦部之战 | 1634年 | 东海女真诸部 |
入口之战（后金第三次入塞） | 1635年 | 明朝 |
风气
女真人分布很广，由于地域不同，生活习惯不一样，风俗也不同。女真统一后，各民族各部族聚集到一起，风俗杂乱。为了使社会稳定，就要移风易俗，革除陋习。天命四年（1629年），努尔哈赤指出“为国之道，以教化为本，移风易俗，实为要务。诚乱者缉之，强者驯之，相观而善，奸慝何自而逞，故残暴者当使之淳厚，强梁者当使之和顺，乃可几仁让之风焉。舍此不务，保必克臻上理耶。”在移风易俗中禁止嗜酒、禁烟、禁赌、禁裹足、禁诬等，形成了新的风气。此外，还禁巫觋邪教，统一民族信仰崇拜等。在清新的文化氛围中，各民族、各部族的人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小，增强了八旗的整体意识。
饮食
女真人入关前，正是女真兴起时期，战争频仍。奴隶制、封建制国家不断发展的时期，作为特定时期的女真人饮食文化表现出等级性、政策性、外来性和不断完善性等鲜明的时代特征。这些特征对入关后女真人饮食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一方面，其中许多因素深深积淀于女真人传统饮食文化。另一方面，等级性的增强、诸种封建礼制的完备和对外来饮食文化接受，则为入关后女真人饮食文化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
服饰
女真人入关前，服饰面料主要有两类，即毛皮和纺织品。毛皮主要包括貂皮、猞猁狲、虎皮、貉皮、狐皮、狼皮、豹皮、灰鼠皮、羊皮、鼬皮、狸皮、银鼠皮、水獭皮、骚鼠皮、灰鼠皮等。这些毛皮中以黑貂、玄狐为最高贵。也有专门使用毛皮的某一部位如貂蹄、狐肷等拼缝制成一件衣服，在对毛皮的处理上还提到染色的方法。毛皮在使用上可以毛朝外制成端罩，毛朝内挂面制成袄或袍，可以制成披领或领子，也可以毛皮镶边。纺织品主要有棉布、丝织品。棉布包括大毛青布、小毛青布、佛头青布、翠蓝布等，都是不同深浅的蓝布。根据《布经》记载，佛头青布、毛青布是一种深青色的棉布。丝织品有蟒缎、倭缎、帽缎、妆缎、补缎、绸、澎缎、纱罗、纺丝等，其中蟒缎为有龙或类龙纹（蟒、斗牛、飞鱼）的缎织物，补缎应该是一种有团花、团龙纹图案缎织物，倭缎是一种起绒织物，也称为天鹅绒。蟒缎、补缎、倭缎、妆缎是相对较为高贵的丝织物，而且这些丝织品并非本地所产，基本靠明朝赏赐、商品交换和战争掠夺获得。入关前女真主要的服饰有朝衣、袍、褂、端罩、袄等，除朝衣外，男女服饰区别不大。
发式
女真人的发式和头饰也很有特点。女真人的男子都要留长辫子，入关前后，均要求汉人男子也要留发，一直到辛亥革命推翻清朝为止。
女真人妇女与男孩一样，成年后才蓄发，或绾或髻。髻的样式和名称有好几种，如两把头、架子头、大盘头等。其中以两把头最为普遍，是女真人妇女的一种典型发式。两把头就是将长发梳理整齐以后，束在头顶上，然后分成两绺，并梳成一个横的髻，将其余的头发梳成一个呈燕尾形的扁髻，压在脖颈的后面。因此，女真人妇女行走时，脖子是不能随意转动的，显得很庄重。女真人妇女不仅很讲究发式，也很注意头饰。在众多头饰中，大扁方头饰最为普遍。这是一根长约三十厘米，宽约二、三厘米的银簪子，横于发髻之中。
丧葬
天聪八年（1634年）二月，皇太极定丧祭焚衣及殉葬例。自贝勒以下，牛录额真以上，凡有丧丧者许焚冬衣、春秋衣、夏秋衣一套，不足此数者听之，如旧衣不足，毋得新制充数。若逾定数及无旧衣而新制以焚化者，被人告发、俱坐应得之罪。夫死其妻许殉，仍行旌表，若妻不殉而强逼侍妾殉者，其妻论死。其违律自殉者，弃其尸，仍令其家赔妇人一口入官。
与明朝
努尔哈赤祖、父死后，明边将归还其祖、父尸体，另放书三十道、马三十匹，晋升努尔哈赤为都指挥使。努尔哈赤要求明边将处死尼堪外兰，明边将偏祖尼堪外兰，努尔哈赤满怀仇恨，于万历十一年（1583年）以其祖、父十三副遗甲起兵，开始了讨伐尼堪外兰的斗争，终于万历十五年（1587年）统一了建州女真，杀死尼堪外兰，筑佛阿拉城在统一建州过程中，努尔哈赤对明朝唯命是从，经常到抚顺送还本部所掠人口，表示忠于明廷。这样，万历十七年（1589年），努尔哈赤由都指挥使升为都督佥事。
随着建州女真的强大，努尔哈赤开始统一女真各部。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爆发了建州与叶赫、乌拉、辉发、哈达、珠舍里、讷殷科尔沁、锡伯、卦勒察九部联军的战斗，建州势力大增。此时，努尔哈赤对明朝仍是忠顺从命，称臣纳贡。“女真国”的称号只是对内使用，对明仍报建州首领身分，并先后于万历十八年（1590年）、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三次入京朝贡。这样，明廷于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晋升努尔哈赤为“龙虎将军”。
努尔哈赤统一海西三部以后，攻打叶赫遭到明廷的强力于涉，只好放弃，且向明边将申诉兵讨叶赫的理由。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正月初一日，由巴克什、额尔德尼宣读表章，称努尔哈赤为大汗，国号“金”，年号“天命”，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为天命元年。后金建立了，但对明廷仍不敢公开打出“金”的旗号。随着“后金”的建立和发展，与明的矛盾日益增加，努尔哈赤于天命三年（1618年）以《七大恨》诉告于天，誓师伐明。
后金军出兵抚顺，很快抚顺、东州、马根单失守，入鸦鹊关攻下清河城。顽强的后金给羸弱的明王朝以重重的一击。就此努尔哈赤也未想完全断绝与明的君臣关系。后金军攻下抚顺城后，放回明东厂差役张儒绅等四人，携带奏文自称“建州国汗”，后又差人回文明廷要求尊封为王，得到原有抚顺五百道敕书及开原的敕书，加缎三千匹、金三百两、银三千两，只有这样才肯赴贡罢兵。抚顺、清河之役后，明廷拒绝了努尔哈赤的要求。
天命四年（1619年），后金军与明军大战于萨尔浒山。努尔哈赤采取“凭你几路来，我只一路去”的战略；大败明军，萨尔浒之战是明金政局转折的关键一仗。它震撼了腐朽的明王朝的统治，努尔哈赤对明廷不再畏俱，公开亮出“大金国”的旗号，与明廷并称“北朝”、“南朝”。
天聪六年（1627年），皇太极给袁崇焕去信，提出议和条件。同年又向明帝奉书，希望早日议和。天聪三年（1629年），皇太极又书信给袁崇焕，如此这般信使频繁往来。皇太极一再让步，表示可以去天聪年号，把自己列明帝之下，但不得与明臣并列，必须保留后金在辽东的地盘，接受明朝的封典，讲和的礼物从减等等。议和对后金来说不过是权宜之计，皇太极要通过和谈稳定局势，取得足够的时间来巩固和积蓄力量。明朝始终以“宋金议和”为戒，绝不上当。但皇太极还是一直高举和谈的大旗。一面要求与明议和，一面不断地进行征讨明朝的战争。
与蒙古
科尔沁部
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嫩江蒙古廓儿沁国主瓮刚代、莽古、明安、实伯部、刮儿恰部”等曾参与了以叶赫部为首的攻打努尔哈赤建州女真的九部之战，结果大败而归。努尔哈赤为了争取和招抚嫩江科尔沁蒙古等族，采取了优待并释放所俘获的20名蒙古战俘的策略。这一举措使科尔沁蒙古部主既见其兵威，又感其恩德。主动与努尔哈赤建立联系。努尔哈赤也厚待来使，以礼往来。随着建州女真的统一强大和后金政权的建立，努尔哈赤继续采用结盟的策略拉拢和招抚嫩江流域的科尔沁蒙古，而科尔沁蒙古等在察哈尔蒙古林丹汗的压力下，渐渐倒向后金政权。他们或派使者或亲自到后金国朝见努尔哈赤，双方的关系越来越密切。到天命九年（1624年），为了共同对付察哈尔蒙古林丹汗的侵扰，努尔哈赤派使臣到嫩江等地“与科尔沁蒙古台吉奥巴、阿都齐达尔汗、戴青、蒙果等会盟”。双方互相派遣使臣举行仪式，刑牛马祭天地，结盟修好。这样，嫩江流域的科尔沁蒙古等部先后归附后金政权，成为后金政权可靠的同盟。
在实行政治联盟的同时，努尔哈赤及皇太极父子还采用联姻的策略进一步加强和巩固与科尔沁蒙古等部的联盟关系。到清朝入关前，后金皇族公主下嫁给科尔沁蒙古部首领的约有10余名。姻亲关系使嫩江流域的科尔沁蒙古等成为后金政权最亲密的盟友。为了控制嫩江流域的科尔沁蒙古,努尔哈赤及皇太极父子还特别重视从名和利方面对其上层进行笼络，赐名封爵便是一项重要的策略。努尔哈赤父子的礼遇封赏策略，将嫩江流域等地的科尔沁蒙古等部完全吸引到后金政权的阵营之中。
由于长期处于各自为政、互不统属的涣散状态之中，蒙古各部的纪律性极差，虽然他们相继归附后金，但背盟反叛、不听指挥的事情时有发生。皇太极即位后，对归顺的科尔沁蒙古等部实行了严肃法纪、赏罚分明的策略，用后金政权的法令来严格约束科尔沁蒙古等部，使之成为后金政权俯首贴耳的忠诚臣仆。为了进一步控制归顺的蒙古各部，皇太极等又通过编旗等策略，使黑龙江西部地区的蒙古各部彻底臣服,并使之成为后金政权创基立业的一支最可靠的生力军。
察哈尔部
蒙古大汗孛儿只斤·林丹巴图尔
努尔哈赤统治时期和漠南蒙古的关系，大体可分两个阶段。从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秋，击败九部联军，到天命四年（1629年）十一月与喀尔喀部长会盟为第一阶段。在这阶段中，漠南蒙古科尔沁部、扎噜特部、巴约特部相继与努尔哈赤和好或联姻，友好往来频繁。此外，双方也有过战争。规模最大的一次发生在天命四年（1619年）七月。当时，努尔哈赤率军攻打明朝铁岭城、漠南蒙古喀尔喀部贝勒齐赛等，引兵万余，企图乘夜伏击努尔哈赤。结果齐赛战败被擒。从天命五年（1620年）察哈尔林丹汗遣使赍书，到天命十年（1625年）击败林丹汗，是清太祖时期和漠南蒙古关系的第二阶段。这一阶段和漠南蒙古关系中，努尔哈赤极力团结其它各部，集中力量孤立和打击林丹汗。这正是林丹汗和明朝结盟的必然结果。当然，林丹汗的飞扬跋启，肆意凌辱其它各部，也给了努尔哈赤可利用的条件。
天聪年间（1627至1636年）皇太极对漠南蒙古的关系，是继太祖之后的第三个阶段。集中力量彻底击败察哈尔部林丹汗，逐渐臣服漠南蒙古，是这个阶段的主要内容。在短短的几年里，皇太极就彻底粉碎了林丹汗势力，在对漠南蒙古的关系中取得了显著进展，这是他对漠南蒙古政策的结果。皇太极基本上继承了努尔哈赤对漠南蒙古的政策，表现为慑之以兵，怀之以德”。不同的是他偏于“怀之以德”。出现这种变化，首先是因为皇太极时期后金力量日益壮大。在对明朝进攻中，皇太极的军队曾多次深入到北京附近。对明朝军事方面的迅速进展，使皇太极更加感到漠南蒙古地位的重要。只有早日臣服漠南蒙古，才能巩固住对明的战绩。而要早日达到这个目的，采取怀柔措施，既比军事进攻有效,又能保证集中兵力对付明朝。
喀尔喀五部
喀尔喀五部同努尔哈赤的建州女真来往，始于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当时，巴岳特部的老萨（又作老思、老撒，索宁岱青之子）遣使随科尔沁部明安前往建州女真。万历三十三年（1605年），老萨之兄达尔汉贝勒、恩格德尔亦遣使联络努尔哈赤，并赠马二十匹。万历三十四年（1606年），喀尔喀五部使臣在巴岳特部恩格德尔的引荐下前往建州女真，会见努尔哈赤，并给他赠上昆都仑汗之号。此后，咯尔喀五部封建主同建州女真建立了友好关系。万历四十二年（1614年），札鲁特部台吉钟嫩和额尔济格率先同努尔哈赤联姻。天命二年（1617年），努尔哈赤将侄女逊戴嫁与巴岳特部恩格德尔为妻。这样，喀尔喀五部中的札鲁特和巴岳特二部，以联姻方式密切了同女真的关系。
天命四年（1619年），后金大军攻克明朝铁岭卫。当时，翁吉刺特部的宰赛同其二子色特希尔和克什克图并札鲁特部之色本、巴克等人“以兵万余助明”，而被后金俘虏。努尔哈赤将他们囚禁起来。翁吉刺特部是喀尔喀中最雄强的一部，宰赛又是五部封建主中举足轻重的人物。努尔哈赤遂以宰赛为人质，要喀尔喀五部援助其对明朝的战争，并表示只有在喀尔喀五部派兵助其玫克明朝广宁卫之后，才考虑释放宰赛。喀尔喀五部于是年派遣了一个庞大的使团赴后金，同努尔哈赤献血为盟。喀尔喀五部表示：双方“与明国修怨，务同心合谋”。随后，努尔哈赤释放宰赛之子克什克图回营“保守人畜”，另一子随其父留于后金。次年，又释放札鲁特部之色本回营。当时，蒙古林丹汗以“联明抗金”的既定方针要求喀尔喀五部封建主解除同后金的联盟，致使喀尔喀五部在联明与抗金的政治选择上摇摆不定。天命五年（1620年），发生了札鲁特部“劫掠”后金使臣的事件。因此，后金宣布喀尔喀五部贝勒“负盟”。
天命六年（1621年），巴岳特部之达尔汉巴图鲁（明籍作卜儿亥）和翁吉刺特部巴哈达尔汉（明籍作暖兔）属下乘后金攻克沈阳之际，到那里“劫掠”，遭后金杀戮二十余人。这样，五部同后金的关系趋于恶化。同年八月，喀尔喀五部以宰赛二子一女为人质，并以一万头牲畜为代价赎回宰赛。从此，弘吉刺惕部归附后金。天命八年（1623年），努尔哈赤释放同宰赛一起被俘的札鲁特部台吉巴克。同年四月，后金出兵消灭了札鲁特部昂安及其属众。天命十一年（1626年），努尔哈赤派次子代善率大军出征札鲁特部，俘获巴克等十四人，“尽获其子女、人民、牲畜而还”。天聪元年（1627年），札鲁特部又受到来自蒙古林丹汗的攻击，部分封建主奔往科尔沁部避难，天聪三年（1629年），札鲁特部最终归附后金。巴岳特部达尔汉巴图鲁之子恩格德尔既与后金联姻，便索性于天命九年（1624年）携其弟并属下举部迁居后金境内。努尔哈赤“以平虏堡人民赐之”。天命十一年（1626年），后金以巴林部“背盟，私与明和”为借口进军巴林部，杀掉苏巴海之孙囊努克。随后，巴林部一些封建主开始归附后金。天聪二年（1628年），巴林部亦遭到林丹汗的进攻，塞色尔、塞令等率部投降后金。乌齐埒特部之炒花，在巴林部遭到后金进攻时，非但没有派兵援救，反而逃至西刺木伦河以北袖手旁观，为此，曾受到林丹汗的严厉谴责。天命十一年（1626年），林丹汗调炒花率兵同明朝联合对付后金。这时，后金急速进攻炒花，乌齐埒特部被击溃，其大部分部众逃入察哈尔部。
右翼三部
后金于天聪六年和八年（1632年至1634年）两征察哈尔部，林丹汗率部向西迁往青海，许多部众脱离林丹汗东来。右翼的鄂尔多斯部济农额林沁、土默特部博硕克图汗子俄木布也乘机摆脱林丹汗的控制，率部归附后金。而喀喇沁部把都儿（即俺答弟）的子孙在察哈尔的征服中受到重创，部众离散。自天聪二年（1628年）始纷纷率部投降后金。
后金对鄂尔多斯、土默特、喀喇沁采取特别的政策。通过剥夺喀喇沁和土默特贵族对其属民的统辖权，直接控制这两部，垄断了原蒙古各部与明朝贸易的市口。后金当时还没有入主中原的准备，所以不得不出此策。这样，因为与明朝建立贸易关系而名声显赫的土默特部俺答汗后裔子孙（除了鄂木布楚虎尔一支外），入清后全部失去了对其属民的领有权，降为庶民。喀喇沁部把都儿子孙也在察哈尔与后金的权力交替中全部降为庶民。鄂尔多斯部则因为居地偏远，在明蒙贸易中无足轻重，所以清廷为不惊动明朝保护市口，仍维持其原状，入关后才授予扎萨克职，建立了旗分。
与朝鲜
丁卯之役
努尔哈赤统治时期非常清楚，一向听命于明廷，对明称臣纳贡、给予明朝军事经济援助的朝鲜的存在，已威胁到它的安全，成为其征伐明朝统一中原的后顾之忧。因此，后金视朝鲜为眼中钉，一直伺机消灭它；但由于努尔哈赤政权需专力同明王朝相抗衡，尚无足够实力来旁顾东邻朝鲜，故只好暂时对朝鲜采取积极的拉拢、缓和政策，极力通好于朝鲜，以达到两国之间不再发生正面武装冲突，且使朝鲜不再出兵助明，从而避免腹背受敌，消除后顾之患，稳定后方的战略目的。慑于后金方面的强大军事压力，光海君坚持与努尔哈赤书信往来，并约定“通和息兵”“各守封疆”。不过对于努尔哈赤提出的缔结盟约要求，光海君不敢答应，因为明皇朝毕竟还存在，光海君还要顾及君臣关系，不敢私下与努尔哈赤签订文字协定，以免让明朝抓住把柄而责怪朝鲜。从后金方面而言，尽管没能达到与朝鲜结盟的目的，但后金并没有放松对朝鲜的争取，一方面，努尔哈赤致书朝鲜光海君予以威胁道“惟明是助,异日勿怨我也”；另一方面，继续加强挑拨朝鲜与明关系的工作，以图朝鲜脱离明朝，加入后金一方。
天聪元年（1627年），皇太极出兵朝鲜，这场战争在清朝被称为“丁卯之役”，朝鲜史书则称之为“丁卯虏乱”。后金的军事行动出乎预料地顺利，由大贝勒阿敏率领的金兵正月初八日进入朝鲜，正月二十六日就抵达平壤（今朝鲜平壤直辖市）。面对大军压境，朝鲜军队望风自溃，朝鲜国王李倧逃亡江都（今韩国仁川广域市江华郡）。双方最终在三月初达成和约，先后在江都、平壤举行盟誓，约为兄弟之国。这是努尔哈赤与皇太极前后两位后金汗王对朝鲜政策的不同之处。
不管是努尔哈赤统治时期，亦或是皇太极统治时期，他们在开展对朝鲜关系时，都考虑到了明朝在其中的作用问题。此时的明朝尽管已经衰败，但仍是统治中国的正统王朝；后金尽管强大，但只是占据东北一隅的地方政权；朝鲜与后金开展关系，必然要遵守封贡体制的规则，顾及明朝的态度，明廷在其中的地位和作用是不容忽视的，因此这是涉及到后金、朝鲜、明朝三方关系的问题。不过，努尔哈赤后金政权与光海君时期的朝鲜、明朝的三角关系，同皇太极后金政权与朝鲜仁祖时期的朝鲜、明朝的三角关系，不尽相同。努尔哈赤时期的后金势力尚未强大，明朝尽管已日薄西山但尚存实力，作为中间力量的朝鲜则在正确地估计后金力量的基础上，继续维持与明的宗藩关系，因而该时期可谓三足鼎立局面。皇太极后金时期，尽管朝鲜积极推行“亲明反虏”政策，但由于明朝日渐没落，已全无天朝大国的威严和地位，加之皇太极又以军事征服了朝鲜，使朝鲜先成为“弟”国，继之以“臣”国，故此时期的三边关系势力并非是均衡的。
汗号 | 名 | 年号 | 在世时间 | 在位时间 |
|---|---|---|---|---|
覆育列国英明汗 | 爱新觉罗·努尔哈赤 | 天命 | 1559年-1626年 | 1616年-1626年 |
博格达彻辰汗 | 爱新觉罗·皇太极 | 天聪 | 1592年-1643年 | 1626年-1636年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