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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苗子 编辑
黄苗子(1913~2012.01),广东中山人。当代知名漫画家、美术史家、美术评论家、书法家、作家。早年就读于香港中华中学,8岁师从邓尔雅先生学书法。先后任《新民报》副总经理、贸促会展览部副主任、人民美术出版社编辑。曾担任过中国美术家协会理事、中国书法家协会常务理事、全国文联委员,第五六七届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据黄苗子个人官网授权方百雅轩消息,文化老人黄苗子于2012年1月8日11点27分在北京朝阳医院辞世。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到上海,继续从事美术漫画活动,1932年至1938年任上海市政府租界办事处办事员,卫戍司令部中尉书记,上海市公安局科员兼大众出版社《大众画报》《小说半月刊》编辑,文艺活动,1939年至1949年任香港《国民日报》经理,国民党中央海外部部长室总干事、中央秘书处秘书长办公室总干事,书兼广东省银行监察人、中国实业银行董事,中央银行秘书处副处长兼行政院美援运用委员会秘书处处长、中央信托局秘书处处长。1950年后,定居北京。1949年后先在华北革命大学政治研究院学习,后任政务院秘书厅秘书,《新民报》总管理处副总经理,人民美术出版社编辑,中国书协常务理事,中国美协理事,民革中央监察委会常委。20世纪80年代后,黄苗子曾任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委员、中国美术家协会理事、中国书法家协会常务理事等。1992年以后,曾任澳大利亚昆士兰洲的格里菲斯(Griffith s Univ.)大学客座教授、名誉教授等职。是第五、六、七届全国政协委员。
少时就读于香港中华中学。在香港时就向报刊投稿所创作的漫画作品。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到上海,继续从事美术漫画活动。1932年至1938年任上海市政府租界办事处办事员,卫戍司令部中尉书记,上海市公安局科员兼大众出版社《大众画报》、《小说半月刊》编辑,任上海市政府租界办事处办事员,卫戍司令部中尉书记,
1950年后,定居北京。
财政部荐任秘书、简任秘书兼广东省银行监察人、中国实业银行董事, 《新民报》副总经理,黄苗子曾任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委员、全国书法家协会常务委员、全国美术家协会委员等。是第七届全国政协委员。1992年以后,曾任澳大利亚昆士兰州的格里非斯大学客座教授、名誉教授。20世纪80年代后,曾任澳大利亚昆士兰洲的格里菲斯
1936年前后,夏衍的话剧《赛金花》上演,黄苗子跟随叶浅予、丁聪等一起到演出后台画速写,从而结识了身为共产党员的夏衍,后来更是成为知己。说起来,夏衍不但影响了黄苗子的人生走向,还是促成黄苗子与夫人郁风美满婚姻的“月下老”。
上个纪30年代,上海的霞飞路上有个“漫画俱乐部”,是上海的漫画家组办的,漫画家经常在那里聚会。黄苗子就是在俱乐部看到了文学家郁达夫和他的侄女郁风。郁风原籍浙江富阳,1916年生于北京。初识黄苗子时,郁风已从北平艺术专科学校油画专业毕业,刚随家人从北平迁来上海。
每次郁达夫从杭州到上海,邵洵美都会打电话把黄苗子约出来,一起吃饭聊天。邵洵美是上海“文坛孟尝君”,他创办的时代图书公司把当时有名的漫画家张光宇、张正宇、叶浅予、鲁少飞全都收罗进去。黄苗子有空就到时代图书公司,和这些年轻艺术家们玩在一起。在这种艺术氛围中,黄苗子和郁风逐渐熟悉起来。
好景不长,抗战爆发。1937年4月,黄苗子来到广州。郁风此时是上海《救亡日报》的漫画插图记者。郭沫若是《救亡日报》的挂名社长,夏衍是实际主办者。上海在1937年11月21日沦陷,郁风先去香港,后到广州,参与恢复出版《救亡日报》。在广州,她与黄苗子之间的距离再度拉近。他们经常在一起谈论文艺、国事,感觉意趣相投。
次年10月21日,广州沦陷。黄苗子工作关系去了重庆,而郁风随后赴香港,两人不得不又分手。不久后,黄苗子被调回重庆。他心中惦念着郁风,给她写了一首诗:乳香百合荐华缦,慈净温庄圣女颜,谁遣梦中犹见汝,不堪重忆相聚时。诗中透露出思念、爱恋之情。
香港失陷后,郁风辗转来到重庆,不久后随徐悲鸿去成都青城山写生。在此次青城山之行期间,黄苗子与郁风的关系开始热烈起来。
当黄苗子向郁风求婚时,以革命者自居的郁风却觉得难以抉择,因为黄苗子这时依然在国民党政府任职。为此黄苗子请夏衍帮忙。夏衍专程到盘溪徐悲鸿的美术学院找到了郁风,并说服了她,从而玉成了黄苗子、郁风的“国共合作”。1944年5月,他们在重庆天官府的郭沫若的家里举行订婚仪式。
当年11月,婚礼在嘉陵宾馆举办。书法家沈尹默做证婚人,赠诗:无双妙颖写佳期,难得人间绝好辞。取譬渊明远风日,良苗新意有人知。柳亚子和郭沫若合诗:跃冶祥金飞郁凤,舞阶干羽格黄苗。芦笙今日调新调,连理枝头瓜瓞标。
双子星座
一本精美别致的书画集,书分两面,从前往后翻是郁风的画,名曰《小小画集》,从后往前翻是黄苗子的书画,名曰《我这本画册》。郁风优美柔和的画面,配上黄苗子粗砺刚猛的书法,刚柔相济。黄苗子和郁风夫妇书画合璧,被誉为中国艺术界的“双子星座”。在艺术创作道路上,他们彼此互为师友。黄苗子曾说,“我和郁风走到一起,可以说是艺术做的媒,我们的结合完全是志同道合,然后互相影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融为一体。兴趣一致,心灵相通,互相理解、互相支持,这是爱情、婚姻牢固的基础”。(03
家庭后裔
妹妹黄宝群的女儿梁爱诗,曾被香港特区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委任为律政司司长,成为香港历史上第一位出掌律政司的华人,也成为当时轰动一时的新闻人物。黄苗子与郁风有3个孩子,从自己的经历考虑,黄苗子与郁风不愿意让孩子吃艺术这口饭。老大老二都是理工科出身,老三成长时,社会环境好多了,黄苗子与郁风也不管他了。老三考了北师大,后来在三联书店工作,算是在文艺领域内。
加按语
在重庆,黄苗子最终作出了他一生中的重要历史选择。和当时许许多多的知识分子一样,他将共产党视为民主与自由的象征。在上海时,黄苗子就开始接触夏衍、潘汉年等共产党员,与郁风结婚,更可以看作是对政治选择的一种确定。皖南事变后,国民党准备封闭八路军办事处和《新华日报》,黄苗子看到文件后即通知周恩来。毛泽东在延安发表谈话公开予以揭露,国民党只好中止这项阴谋的实施。
1945年9月下旬,黄苗子被安排接受了来重庆与蒋介石谈判的毛泽东的接见。在这次会晤之后,黄苗子将毛泽东的《沁园春?雪》交给重庆《新民报》副刊发表,还加上了编者按语,称赞这首词“气魄之大,乃不可及”。
1949年9月,对新中国满怀欣喜的黄苗子与郁风来到北京,应邀参加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大典。此后,他们先在华北革命大学政治研究院学习。次年毕业后,黄苗子被分配至政务院担任秘书厅秘书,翌年调任公私合营后的《新民报》总管理处副总经理,以后又调任人民美术出版社编辑。郁风毕业后被分配至中国美术家协会办公室担任主任,后来兼任《新观察》杂志副主编,后来曾任中国美协书记处书记、美术馆展览部主任、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
黄苗子谈教育
我不是教育家,没资格谈这个问题。但教育能够反映国民素质,举两个例子,在澳洲,一个按门铃送邮件的普通邮差,看到我在作画,很礼貌地问我是否可以进来看看,得到准许之后,他边看边和我交谈对中国绘画和欧洲绘画的看法,头头是道。另外在国外,尊重隐私权的意识非常深入,家庭内部也不会有私自拆阅别人信件的事情。相比之下,尤其是我们的基础教育不够普及,特别是农村教育。这是在蔡元培时代就有许多知识分子特别着急的事,那时国家没有那个力量。辛亥革命近百年来,我们主要在解决两件事,就是吃饭问题和教育问题。在教育经费、提高师资方面,有关当局要担起责任,拿出办法。除了国民素质我总感觉城市教育是较为普及了,对饱经忧患的祖国十分关切和热爱,我中学毕业后赶上淞沪抗日战争,就偷偷离家去上海打算参军,我哥哥是1938年抗战爆发之后跑到延安去的,其后在陕西参加左权部队牺牲了。那时青年人精神颓废的极少,在国家艰危的时候都奋发向上,把自己的前途与国家前途连在一起。是为将来个人前途做准备,好像与社会的事情、国家的事情关系不大,家长培养孩子进大学也是这样考虑多。这些年生活安定了,但不能不讲奋斗精神,不讲爱国主义———爱国主义当然不是空洞的说教,它应该是一种融进血液中的精神动力。我们的民族精神也要通过教育来培养和体现。教育是立国的根基。
教育更应该不断吸收东西方优秀的文化遗产,并列入课程。改革开放后,什么文化思潮都来了,需要对我们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都进行系统研究,在此基础上去粗存精,真正让学生接受、吸收先进的文化,融入飞速发展的世界,这种融合应该有利于培养国际人才。我的孙女9岁随父母到澳大利亚,她在接受国外教育的同时,家庭的中国文化影响使她感到浓厚兴趣。她读了法国罗曼罗兰的《米开朗其罗传》,就用中文写论文、评论,深入阐述自己的见解;同时鲁迅、郁达夫、沈从文的著作也看了许多。她在这种中西文化环境中成长得比较健康,眼界开阔。总之,国际化的人才应该是在开放的教育环境中培养出来的,我们闭关锁国那么久,要赶上去不开放不行,中国要长成强大的民族,必须面向世界,把世界文明的精华灌输给我们的下一代。当然民族的子孙应当立根于中国,并不是我们把孩子早早送到国外就好,留学最好还是在积累了一定的本土文化和树立一定的民族意识之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