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历史不再徘徊 编辑
人民公社在中国始建于1958年，到1984年彻底终结，其全部的历史计为27年。它发生在世界上一个人口最多的国家，其目标是将人类最美好的理想变为现实，但是它却造成了历史上最大的悲剧。
这是20世纪中国人死于饥荒以及战胜饥荒的最重要的史篇，也是世界社会主义舞台上最为凝重的一幕。本书是中国第一部系统研究人民公社历史的纪实著作，是凌志军耗时7年写就的“处女作”。本书曾获得新闻出版总署颁发的“优秀图书奖”。
凌志军，祖籍广东，1953年生于上海，长在北京。十五岁到工厂做工，十六岁做农民，十九岁当兵，二十五岁成为新华社记者。三十岁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三年后获得法学硕士学位。现为人民日报社高级编辑、资深记者。
凌志军是当今中国时政作家的代表性人物，被誉为“中国的威廉·曼彻斯特”、当代中国记者的“标杆”。2003年《南风窗》年度人物。他的每一本书都引起巨大反响。他拥有广泛的读者。他在过去十多年间连续出版九部著作，全部进入畅销书排行榜。他的著作还以多种文字在世界各地出版。
第1部分 一个“大同王国”
在党的领袖毛泽东心中，《大同书》占有相当重要的位置，这也有着事实方面的根据。毛泽东之阅读康有为的《大同书》，至少可以追溯到1917年他在24岁的时候。这一年他有一信寄给湖南第一师范学校的教员黎锦熙，其中即热烈地响应“大同”。
第2部分 风起青萍末
至此，“文化大革命”的赫赫战果已去大半，而官方的报纸在12月一连四次刊出毛泽东的书信文稿，其频繁的程度，即使在几年前以最高指示定天下的时候也不多见。这可能是借其八十五周年诞辰之机昭告世人，毛泽东的英明伟大在今天依然如故，以求得在继承与纠正之间的某种平衡。
第3部分 照过去方针办
1976年9月9日，一代伟人毛泽东与世长辞，生前留给他的接班人一纸手谕：照过去方针办。对于这几个字的可靠性，人们曾经发生过尖锐的争执，并且成为“四人帮”最终覆灭的重大缘由。但是，此后争执非但没有在这里结束，反而由表面的文字向着问题的实质延伸进去。冲突处处可见，且日益强大，到了1978年，居然已经尖锐得无法调和。
第4部分 大梦谁先觉
1978年开始的时候，毛泽东去世已经一年又三个月。伟人辞世长卧，令我们庞大而又古老的国家失去了以往的平衡。一个时代戛然而止，另一个时代的开始却又如坠五里雾中，那时候，几乎所有中国人的心里都弥漫起这一种感觉。但是，历史的交会点此刻被装在一个信封里，竟是大大超过世人所料。
第5部分 一步一回头
考虑到这些基本的道理，邓小平为他的时代讲出来的第一句话，就是“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后来，这句话演变成“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我国人所尽知。这一方针如果有可能更明白地加以解释，也就是“经济建设为纲”。这里面的价值以及其间埋藏的种种冲突，人们只是到了后来才逐渐地意识到。
第6部分 从昔阳到凤阳
中国农业的大旗由昔阳易帜于凤阳昔阳是山西省的一个县。在人民公社的时代，昔阳以及它所辖的大寨大队是全国农民学习的榜样。凤阳是安徽省的一个县。它在80年代被大多数人看作是“包产到户”的发源地，因此成为农村改革的象征。，是有相当具体的时间的。
第7部分 相持不下的日子里
说来蹊跷，在以后十年里震撼中国的改革，竟是由一些最无足轻重的人所肇始。1979年的4月，中国西北黄土高原上出了一个离奇的故事，故事的题目是“王魁包山”。第一段开门见山地说，王魁一家承包了66亩山地。这在当时是一个耸人听闻的事件，所以就有人在王魁住着的村头写了一句话：“进了王门沟，有个单干户，你知道吗？”
第8部分 公社精神的破产
这表明新一代领导人对陈永贵的过去仍然不肯见谅。然而究其原因，这种无情的揭露并不在于他的说谎和专横，全在于他与“文化大革命”时代那些叱咤风云的造反者过于密切，甚至可以说，这个农民的沉浮荣衰，完全是“文化大革命”时代的具体而微的象征。
第9部分 余韵缭绕
“切三刀”：关于“包产到户”的折中方案--秋后算账：人民公社不如“包产到组”，“包产到组”不如“包产到户”--1982年第一天，中共中央再次颁布关于农村的新文件--人民公社失败原因的种种分析--人民公社最后的解体。
本书的写作始于1989年夏，用了7年才算完成，初版和二版的印行也都是10多年前的事了。当时引起一些争论，有人持有尖锐的批评态度，结果被当作“问题图书”暂停发行。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的几位专家受邀审读，给予正面评价，所以才有二版的重印和发行。经过一番周折之后，竟又获得新闻出版署颁发的优秀图书奖项。这一过程也许反映了那时候社会思想的莫衷一是和蹒跚前行。
在关于这本书的种种褒贬中，万里说过的几句话叫我难忘。他是我们国家改革开放的先驱者，也是本书所叙述的诸多事件的亲历者。1978年他是安徽省省委书记，后来进入中南海，成为国务院副总理。他的最后职务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1997年2月，他听到了关于这本书的争论。他说他已经看过这本书，接着又说：“这本书写得好。写的是历史，材料真实充实，从中可以看到农村一系列‘左’的政策及其严重恶果。‘左’的危害对社会主义革命、对共产党太严重了。这样的‘社会主义’、这样的‘共产党’，人民怎能真正拥护？照此下去不亡党亡国才怪呢！”他还说：“人民公社的书，好像过去还没有看到谁写。这本书实际上写的就是人民公社的兴起与失败。有人说‘失败’二字不好，不赞成用‘失败’。我看‘失败’这两个字用得好，这是事实，而且是历史的结论。”
现在时过境迁，很多人不太知道这本书了。但总有些朋友对我提起它。有人说它是我写得最好的一本。我不敢说“最好”，但它的确是我写得最痛快的一本书。我特别怀念写这本书的那些日日夜夜。不仅因为这是我第一次全身心地投入一件自己想要做的事，更因为当时心境特别纯粹，一心一意秉笔直书，没有保留，不像后来写作时总要瞻前顾后。2008年是我们国家改革开放30周年。可以说，今天我们周围正在发生的所有故事，都是从1978年开始的。若要了解更多的来龙去脉，则须追寻到70年代、60年代和50年代。所以1978年在我看来是承前启后的一年，也可以说是当代中国历史上的最重要的一年。也许正因此，人民出版社的编辑对于重新出版这本书表示浓厚兴趣，这当然也是我很乐意的事。
就让我把这本书献给那些改革开放的先驱者们，作为我的一点敬意吧。
作者
2008年3月30日
